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是发生在明朝万历末年的、彼此相关的三个宫廷案件。当时，它们被称为三案；明亡后，有些史家则称之为明末三案。

    这三案虽说是宫廷案件，但其影响所及，却已远逾宫廷，波及于都城内外，以至边关和江南。由于种因远、影响大，所以自始便很为史家重视。它在当时之特别受人重视，是由于历时久而牵扯多，自内廷至外廷，多少人都卷入其中，有的还被弄得倾家荡产，并死于非命。后世之所以重视它，除去上述原因而外，还由于通过三案的成因和经过，可以明白看出，明代多年来一力增重帝权，积势所及，产生出何等的积弊。

    历代的封建王朝，在增重帝权以求确保家天下的统治这一做法上，都曾做出了不断的努力，每个新王朝的兴起，大致都要总结前代之所以失，想出一些补救的办法，也就是所谓“兴利而除弊”。在这种兴革方面，明代是很突出的。有很多地方，它做出了极不同于以前各代的改革。这些改革，是经过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以及以后的诸帝，不断继承祖训、加以因革才形成的。

    明太祖的改革，最突出的一点是废除了历代相承的宰相制。本来，他是无意废除这一制度，仍然承袭旧制的，所以在还没有建立起大明帝国、还称为吴国之时，便设立有左、右丞相的职位；到建立明朝以后，丞相一职也还保留了十余年之久。但是帝权与相权之间，自来便是互为消长，不断产生一些冲突的。朱元璋为了增重自己的权势，并为自己的子孙建立起稳固的基业，终于除掉了李善长、胡惟庸、汪广洋等几个曾居相位的人，并废除了这一职位。

    取消了宰相的职位后，明太祖就把应由宰相掌管的事务重新作了划分：他把定制决策等大权，收归帝室，亲自掌握；实际的政务，则交由六部分担，提高了六部尚书的职权。但作为皇帝，自来便有“日理万机”之称，事务实已很多，而定制决策都要笔之于书，写成文件，这也是他力所难及的，所以动笔之事，还得另外有人来做。明太祖以至在他去世后继立为帝的皇孙朱允炆，便把这些事务交由翰林院中在内廷修史、修文的学士们来做，做这些事的人，在最初的二十余年中，一直是既无定职，又无定员，但他们确实又分担了历来宰相工作的一部分。

    把宰相的工作分由皇帝、六部和无定职的词臣来分担，常常不免会显出散乱，并带有一种临时性的样子。使这种做法固定下来的，是举兵攻入南京的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朱棣很能体会他父亲要把相权分散的心意，却又要有专人专职来做那份原是并无定职、定员的工作。从他攻入南京，便建立起了明代的代替宰相的阁臣制度。这一制度，一直实行到明朝的灭亡。

    第一批被任为阁臣的有黄淮、胡广、杨荣、解缙、杨士奇、金幼孜、胡俨等七人。人数多，争吵冲突也就多，结果七人中解缙便被排陷而死，黄淮也因陷人得罪，去职入狱。他们的相争是由于争夺首列的位置。明代的阁臣也被称为辅臣，列居首位的称为首辅，首辅因有拟旨的特权，和皇帝的接触比较多，所以成为阁臣间争夺的目标。最初，阁臣间虽排有名次，但并非定而不移的，如解缙原本名列第四，后来却跃居首位，压倒了黄淮，以此形成了排陷的事件。后来很快在阁臣间便形成了名次定而不移的惯例，位居首辅的，永远居于首位，仅居其次的次辅，要想获得首辅的种种特权，必须等到首辅离去之后，才能递升，而首辅一旦归来，他却又得退居次位，交出已有的特权。这样阁臣间的争夺排挤，明争暗斗，就更形激烈，而且唯恐去而复回的首辅兴心报复，倾陷的手段更加狠毒，常是必欲置之死地方才放心。所以明代阁臣间的互争，远远超过了以前历代只有左、右二相的那些时候。这种争夺，对于明代诸帝来说，毋宁倒是很欢迎的。因为朱元璋和朱棣父子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