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的：张差是蓟州人，小名叫张五儿。他之来到北京，是由他们乡里的马三舅和李外父，叫他跟着一个不知道姓名的老公（民间习称内监为老公）来的。他们叫他一切都听那老公的吩咐，并说事成之后还可以给他几亩地，他到京后，进了一条不知是什么街名的大宅子，有个老公拿出饭来给他吃，并且对他说，“你去闯一下，遇着人就打死他。打死了人，我们会救你。”说着，给了他一根枣木棍，并把他带进了后宰门，一直带到那个宫门口。在那里，他打翻了一个看门的，但随后又来了很多的老公，他被捉住了。

    王之寀知道张差的供词还有很多不实不尽处，但却已打开了缺口，由此再加审讯，一切便会更加清楚。于是，他把张差的供词写成了揭帖，送交署印刑部侍郎张问达代为入奏。王之寀在揭帖之末还说，依他看来，张差这人不疯也不傻，并且很有胆量。他希望能把他绑到文华殿前，举行朝审。或者交由九卿科道和三法司共同会审也行，那样必会审出很多的详情，使幕后的指使人无法遁逃。

    张问达把王之寀的揭帖代为入奏以后，万历感到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不加批复，留中了事。但那揭帖的内容早已传开，留中不批，并不济事，追问此事的奏疏接着便又纷纷而来，其中促请最力的，计有大理寺丞王士昌、行人司正陆大受、户部主事张庭、给事中姚永济等人。在陆大受的疏文里，竟书有“奸戚”二字多处，矛头更直接指向郑承宪等。万历对于这些很觉讨厌，但又无可奈何，只有一概留中不问。郑贵妃和她那一家更是感到极为惶恐，他们不断派人四出活动，但也无法缓和那汹汹的来势。这时又来了个名叫过庭训的御史，他也上疏亟论此事，并说“祸生肘腋，不容不闻”。万历把他的奏疏也留中后，这过庭训更移文到蓟州去，要那里的地方官侦报张差在家时的一切。蓟州知州戚延龄很快就给过御史来了回文，这个回文写得很于郑贵妃一方有利。那回文说，张差确实是个疯子，他之所以成疯，是由于郑贵妃要在蓟州修庙，派来内侍在那里设窑烧砖，居民把柴薪卖到窑上很能获利。张差把家里的田都卖了，也抢着去做柴薪生意。砖窑附近的居民恨他抢夺生意，暗中把他的柴薪都给烧了。张差把柴薪被烧之事向主管内侍控诉，不料反被斥责，因此疯了，手执木梃，说是要入京去告御状云云。这个回文与刘廷元的初审供词很是相合，而且比那供词更为详尽。因此有人怀疑，郑家不断派人四出活动，蓟州知州戚延龄也许便是受了他们的贿赂，才这样写的。事实上也很显然，蓟州的回文一到，不但郑承宪等活跃了很多，就是初审此案的刘廷元等，便也觉得有了口实，重又多方活动起来了。

    五月二十一日，刑部会集了十三司的司官和胡士相、陆梦龙、赵会桢、劳永嘉、王之寀等人，再行会审张差。这一次，张差的供词造成了更大的震动。他供出了以前从没说出的人名和地名：马三舅名叫马三道，李外父名叫李守才，不知姓名的老公是去修铁瓦厂的内侍庞保，他去过的那所大宅子，是在朝阳门外有所大宅子的内侍刘成的住宅。他还明白地供出，就是庞保和刘成叫他去打上宫门的。他说，他们告诉他，“你打了小爷，就吃穿不愁了！”所谓小爷，指的当然就是皇太子，内侍一向便这么叫他。张差还供出了他的同伙，他们一共五个人，他的姐夫孔道也是其中的一个。

    这一审，真可谓“水落石出”，什么都对得上号了。刑部于是即刻行文到蓟州，要地方官协助捕拿马三道、李守才、孔道等人，并解来候讯。另一面又行疏请，要求让法司去到大内，把庞保和刘成都提来对质。这一次，连首辅方从哲也沉不住气了，他竟也和给事中何士晋等人一样，上疏请求，务要严究主使，不可轻易放过。万历也感到举朝内外，人言籍籍，再也压不下去了，便也降下谕旨，准许严究。

    情势如此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