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出来之后，还又被劾，受到了削籍除名的处分。最后还被坐赃两千两，他被逼得卖了田宅，住到自家的坟舍里去，才了事的。李标是被列入《东林同志录》里的人，吓得他急忙告退归隐，才得免祸。钱龙锡也是因为触犯了魏忠贤，受到了削籍的处分。这三个人虽说都受过魏党的迫害，但他们却又都是谨慎小心，不愿过为已甚的人，他们商量着，只把罪恶昭著的四五十人，略叙事实，开具名单，用以入奏。崇祯看后，认为太少，命他们再去搜检。三人又搜寻了一通，加上了几十个人，再次上奏。崇祯这次还是觉得太少，很不满意地指示他们，要从“赞导”、“拥戴”、“颂美”、“谄附”等几个方面仔细搜寻。并说内侍里面有些同恶共济的，也应予列入。他们三人都说，内侍的事他们很不清楚，实在很难办理。崇祯道：“哪里是不清楚，无非是怕招怨而已。”几天后，崇祯又把三人召入便殿，指着案上放着的一个装得满满的布口袋向他们道：“这里面装的都是奸党所上的疏文，可以把他们都按名入案。”三人至此，才感到崇祯实是想把这件案子办个透彻。但是他们还是不想招怨，便以不习法事作为推托。崇祯见说，便又命吏部尚书王永光来协助他们。王永光也推说不习法事，崇祯就又找来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命他们也来协助。乔允升和曹于汴的任职处所都是三法司之一，当然无法再行推脱，并且他们也较为敢于任事，所以从事之际，虽然王永光别有用心，多方阻扰，逆案中的各类人数，还是搜集到差不多了。

    这项逆案是于崇祯二年（1629）三月才办妥上奏，以《钦定逆案》为名，颁行于天下的。全案共计二百六十二人，罪名分为六等。

    首逆二人：魏忠贤和客氏，被判以凌迟处死。这种判决，其实只是空话，因为魏忠贤已经自缢身亡，并被戮尸、悬头，无从再来施以极刑。客氏也是早已活活打死，无法再行处理了。这里人们再次感到，崇祯办事，不免失于急躁。

    第二等的罪犯是崔呈秀、魏良卿、侯国兴和内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等六人，罪名是“首逆同谋”，判的是“决不待时”。这六人中，崔呈秀也是自杀后又被戮尸，李朝钦是和魏忠贤一道上吊死的，魏良卿、侯国兴、李永贞三人都是还没判罪就已经杀了，倒真正算得是“决不待时”。六人中唯一留下来在这时才处决的，只剩下了刘若愚一人。他是由于“决不待时”项下又已无人，硬判入的，其实他并算不上什么“首逆同谋”。

    第三等犯有结交近侍罪，被判为秋后处决的，共十九人。这十九人中，列在首、次两名的是刘志选和梁梦环，以下则以田尔耕、许显纯等人最为罪恶昭著。刘志选之被列于首位，是由于他在红丸案里死命攻击孙慎行；又对《三朝要典》无耻地称颂。梁梦环是汪文言一狱的肇始者，在那一案里，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等多人都被残害致死。

    第四等的罪名是结交近侍，判了充军之罪。这一等的人共十一名，为首的是曾入阁拜相的魏广微。徐大化是想出来以追赃为由来杀害杨涟等人的，他说，“彼但坐移宫罪则无赃可指，若坐纳杨镐、熊廷弼贿，则封疆事重，杀之有名”。周应秋是十狗之首，他在杨涟等被害后，高兴得到处去宣扬：“老天有眼，杨涟、左光斗都死了！”

    第五等是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这一类的人数最多，共达一百二十九人。在这些人中，有阁臣四人：顾秉谦、冯铨、张瑞图、来宗道。官做到尚书的人更多，有王绍徽、邵辅忠、孙杰、刘廷元等二十余人。这一类人里，主谋为三案翻案的人最多，和杨涟是死对头的贾继春，也在这一等里。

    第六等的人数仅次于第五等，其中也有两名阁臣，那就是黄立极和施凤来。其他的人，大多是一些内监和魏忠贤等人的亲属。这些人得到的处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