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高大上的借口。

    那就是儒家君子们给自己留的一条后路，即所谓有道则仕，无道则隐。

    孔子的原话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大概意思是，当国家政治清明，君主遵守大道的时候，君子就出去当官，辅佐圣君仁主治理天下；当国家政治黑暗，君主背弃大道的时候，君子可以退隐江湖，等待时机。

    这样一个天然的借口，曾经是天启年间许多东林党人，以及东林党同路人们，明哲保身进退自如的理由。

    不过，眼下这个借口却用不上了。

    虽然到了崇祯四年的时候，大明朝仍有一些朝野清流人士，不断上书指摘朝政得失，批评皇帝这个做得不对，那个做得离谱，但是崇祯皇帝在西北、漠南、朝鲜以及辽南等地的胜利，却让更多的人闭上了嘴巴。

    即位以来财政上的逐渐宽裕，以及罕见的一连串军事上的胜利，使得崇祯皇帝的声望，在各种批评与指摘之中一路攀升。

    到了崇祯四年的五月，已经没有哪个大臣敢于借口“邦无道则隐”请辞了。

    谁要是这么做，他恐怕也就永远没有了起复和回归的机会了。

    若是仍以孝道作为逃避到西北边地任职的借口，那么面对着如今这位越来越强势的皇帝，以及渐渐被皇帝控制的都察院，渐渐被当朝首辅控制的六科廊，他们今后恐怕也没有了飞黄腾达的机会。

    就这样，一个带有明显的风向性的崇祯四年新科进士分配方案，没怎么经过朝野之间的充分讨论，就在五月初一上午的紫禁城建极殿大朝会上顺利通过了。

    那些身在京师位居中枢的前东林党同路人们，也都因为早看透了当今皇帝的心思，所以都忍住没有说话。

    最典型的人物，除了黄宗羲的恩师大理寺正卿刘宗周以外，还有军机大臣宁城伯孙承宗，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标，甚至也包括亲自执行了崇祯皇帝的策略、审定了分配名单的吏部尚书成基命。

    这些人当年在东林党占据了大义名分的时候，都属于东林党人的同路人。

    然而同路人终究只是同路人而已，并不是真正的自己人。

    因为东林党人，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因为道义认同或者政治主张而走到的一起的团体，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以地域和师生关系联结而成的利益关系网。

    像刘宗周这样的人，虽然出身江南士林，但是却始终游离于东林党人的圈子之外，不得而入。

    因为他是浙江绍兴人，与南直隶那个读书人的圈子还是隔着一层。

    至于孙承宗、李标、成基命这些人，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他们都是北直隶人。

    其中孙承宗是北直隶保定府高阳县人（后世河北保定高阳），李标是北直隶真定府高邑人（后世河北高邑），成基命是北直隶大名府大名人（后世河北大名）。

    他们这些北直隶出身的人，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东林党人，充其量也只是东林党人在某个时期的同路人罢了。

    当年因为与魏忠贤同乡的缘故，这些人虽然心向东林党，但却并不被东林党人所信任，可谓是两边不讨好。

    如今这些出身北直隶的人物，一个接着一个，都受到崇祯皇帝的信任和重用。

    若是再算上李国镨这个同样出身于北直隶保定府的内阁首辅，那么眼下在大明朝的政坛之上，俨然已经出现了一个比当年的阉党和东林党更有势力的团体。

    如果这些出身于北直隶京畿之地的大人物，能够算作一党的话，那么大明朝自万历年间以来，先后崛起于朝堂之上那些所谓的楚党、西党、浙党、阉党以及东林党，可都没有眼下这个京畿党势力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本就对党争问题极其忌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