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的人，其性格极易冲动，面对蒋介石，他已经拿出了百倍的耐心，之所以隐忍至今，不过因为对方是蒋介石而已，并非因为他没有脾气。

    至此，双方已走到了决裂的边缘。

    时间来到了11日晚，蒋介石单方面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

    要知道，蒋鼎文的职务以前可是属于张学良的。蒋介石的意思已经很明白：我不信任你张学良，我要剥夺你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剿共”兵权！

    到了这一步，双方已经彻底决裂。

    当晚，张、杨二人回去就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兵谏蒋介石”。

    12日凌晨，陕西省西安城内、华清池附近和邻省甘肃兰州城中枪声四起。

    国民党元老邵元冲、蒋介石的族侄孙副侍卫长蒋孝先及近七十名警卫被杀。

    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要员被生擒活捉。

    蒋委员长也未能逃脱，抓他的人是张学良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被抓时，他躲在骊山一块大石后，赤脚光头，仅穿睡衣睡裤，冻得瑟瑟发抖，全然不是平日酷酷的样子。酷不起来也情有可原，他以50高龄越墙攀岩，仓皇逃难，身体多处受伤，尤以牙齿和腰椎之伤为重，其中，腰椎之伤终身未愈，导致其后半生再也离不开拐杖。

    兰州的中央系武装力量遭到东北军于学忠部的进攻，死伤近百，被俘虏一千二百余。

    这就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

    至于整个过程以及方式方法，当事者的回忆以及后人种种靠谱、不靠谱的分析，几十年来已如汗牛充栋，这里实无重复的必要。但是，有一点要强调。史料表明，这个事件不是经过缜密计划的，而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数次口角冲突以及蒋介石削其兵权的不信任，激发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的一时冲动，为风起云涌的近代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学良后来对唐德刚解释，自己之所以性格上有弱点，主要是因为自己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要知道，张作霖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父亲，蒋介石也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盟友。所以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时甚至完全不顾及后果。

    他朝蒋介石进谏，后者对他发了脾气，然后他就把蒋介石给抓了起来（你这个老头子，脾气这么大，又不给我面子，我要教训教训你），这就是张学良晚年在口述历史中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的解释，尽管深层次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体，虽说“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条件在当时的聚合是偶然的，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团结抗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西安事变”是这种必然性的偶然表现。

    三个“反骨仔”

    事变发生后，张、杨二人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公开通电，说自己把领袖给抓了，还提出了“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

    南京方面迅速做出反应。

    忽略掉由于1935年年底遭遇刺杀而在欧洲将养身体的汪精卫，南京方面主要分为两派——蒋夫人宋美龄要“和平解决，带回委员长”，何应钦力主“武力讨伐，救回委员长”。

    宋美龄的“和平解决”派，主要是宋美龄和蒋介石的亲友，譬如宋子文、孔祥熙和陈立夫、陈果夫，显得有些势单力孤。

    好在宋美龄此时的要求很简单：作为妻子，她希望那个一生相伴的人能够平安归来。

    但问题是，此时除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出的那份通电外，西安与外部的所有联系都已断绝，无法得到关于蒋介石存活与否的任何确切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