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火通明，照如白昼。这里有牛肉面、鱼圆汤、肉圆、油粿、粽子、边炉、炒粉、汤团等各种小吃，也有蛇羹、蛇胆药酒等一些似食非食、似药非药的东西。有几家店铺的柜台上还坐着几只衣着整齐的大猩猩，被链子锁在柜台上，东张西望地向游客打招呼，也有的坐在柜台旁边端着碗大吃大喝，如果同它们照张相，店主是要收费的。有的店铺前放了几个铁笼子，里面有些活蛇和果子狸一类的动物，以广招徕。街道两侧除了一排排店面，也有规模稍大的店堂，大多是小型餐馆和茶艺馆。其中一侧有条深巷，灯火幽暗，据说是台北的一处红灯区。

    我们去华西街已是晚间十一时左右，这时已是开始热闹之时，这种人流熙攘的状况可以持续到夜间三时左右。因为已是在应付了两个宴会之后，实在无法在华西街品尝，最后为了不虚此行，在一处叫做“马家庄”的摊子上要了一点汤和一人一个肉粽，食品是现做现卖，很干净，但味道却没有什么了不起。北京东华门的夜市很有特色，只是每天临时支起棚子，卖上两三个小时，缺乏严格的管理。河南洛阳有条小吃街，开封有个小吃广场，经营的食品有烩面、砂锅、汤包、鸡蛋饼及许多特色面食，质量也都不差，但卫生状况实在糟糕。不由人想到关于北宋汴京州桥东街至大相国寺一带，直至寺东门外的街巷及南宋临安钱塘门、涌金门一带食肆林立的史料记载，我们在发展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同时，能不能考虑到在中等以上的城市搞个集地方风味、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区域。天津南市的食品街确是这样做了，搞成了两层楼的十字街，过于庞大，加上楼上饭店大多承包租赁，经营什么川鲁粤大菜，失去了地方特色和自己的风格，生意自然萧条。台北华西街的管理与卫生状况，倒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台北的日本餐厅很多，这大概与马关条约以后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前日本的殖民统治有关。我在台湾的亲友都不是台湾籍，从来是很少光顾日本馆子的。惟有邮商黄明正先生夫妇都是台南人，对日式的餐厅非常熟悉。他们伉俪请我吃了一次很地道的日本菜。

    记得那天是在拜访张学良先生和陈立夫先生回来，去黄先生店里购买邮票。黄氏夫妇为人极热情，我到台北的第一天，他们就携带了一箱包装讲究的台湾水果来饭店探望。我在他的邮票店盘桓多时，已接近下午一点，黄先生一定要请我吃饭，并问我能否习惯吃日本菜。我对日本菜的印象还是六十年代北京东安市场和风餐厅的印象，吃是吃得惯的。于是答应与他们同去日本餐厅。

    台北的日本馆子大多是日本人开的，店堂的格局布置完全是日本风格。黄先生夫妇都能讲一口标准的日语，与老板非常熟悉。我们三个人吃饭不拘排场，我一再嘱咐稍尝特色即可，不要浪费。于是菜是以吃生鱼片为主，又要了一些各样的寿司。生鱼片极新鲜，切成厚度约一厘米的片，沾着不同的佐料，味道鲜美。寿司的品种有四五样之多，做得也很好。黄太太把我介绍给那位日本女老板，她们之间用日语交流，我是一句也听不懂的，只得接受那位老板一个劲儿的鞠躬。黄先生告诉我，台北的日本餐馆有百余家，生意还都很不错。

    在台北期间日程安排很紧，本想去领教一下台湾的茶艺，但始终没能有这个机会。台北的咖啡馆倒是坐了一次，那是同行来访者去了台中日月潭的两天，难得偷闲半日，与友人在教育公会的咖啡馆小聚。台北的咖啡馆有两类，一种是在繁华地段的纯经营型咖啡馆，一种是某些职业公会办的半经营型咖啡馆，主要为的是同仁聚会座谈，教育公会的咖啡馆属于后者。这家咖啡馆布置的很清雅、舒适，十来张桌子上都铺了同样的方格子台布，瓶里插上几枝康乃馨，墙上是一些色彩淡雅的水彩画。室内有小块地方是吧台，通着里边的操作间。轻音乐乐曲的声音很小，几乎听不清楚。陪我来的几位朋友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