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东安门大街路南的这两座建筑风貌依然，每当经过这里，总能引起许多童年时代的回忆，四十年的时间，仿佛只是未变空间里的一瞬。只是它们对面的华宫，已经再无踪迹可觅了。

    华宫的店堂并不大，四周是一圈“火车座儿”的长方桌和靠背椅，中间是四五张方桌，最多能同时容下三十多人就餐。四周的墙壁是用浅绿色的油漆漆过的，装修很简单。我记得那时的菜单是压在桌面的玻璃板下面，并没有今天的饭馆那种硬皮本的菜谱。除零点菜外还有份饭，份饭分为几个等级，例如一菜一汤、面包、黄油、果酱和红茶，以及二菜一汤、三菜一汤不等。零点菜当然做得要精致些。但品种不过二三十种，远没有后来的和平、新侨与莫斯科餐厅丰富。与南河沿欧美同学会的文化餐厅相比，也显得大众化一些。当然这是对一般就餐者而言，而我的祖母、外祖父和胖子杨掌柜极熟，待遇自然不同，每次去华宫都是不看菜单而特别加工的，胖子杨掌柜操着一口地道的天津话上前出谋划策，甚至亲自下厨去制作。

    华宫的烤菜与罐焖做得最好，如果精工细做，是超过和平与新侨的。像奶汁烤大虾、奶油烤<dfn>ｐ://ｗｗw?９9ｌiｂ?ｎｅｔ</dfn>鲈鱼、奶汁烤杂拌、罐焖牛肉、罐焖子鸡，以及煎比目鱼、清汤龙须菜等，都十分地道。那里的罐焖绝不像今天一些西餐馆子是将大锅的红焖牛肉或鸡装入瓷罐后上桌，而是从始至终用挂釉陶罐小火焖熟，最讲究的一道工序是上火之前，在盖子与罐子的接缝处用一层生面糊严，然后再放到火上去焖，当焖好时，那层生面也烤得焦黄了。我的老祖母常常去厨房看看，“监视”这道工序的完成情况。我的外祖父最喜欢吃龙须菜（即芦笋），这道菜也是菜谱中看不到的。其他奶汁烤的菜肴也要特别加料，精工细做，因此，除了我与老祖母和外祖父同去吃饭，和父母或其他人去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

    据说胖子杨掌柜曾是墨蝶林的厨师，手艺很好，后来去华宫只是经理，到处走走看看，并不实际操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肚子永远腆着，很大，上身的白色制服显得过小，倒数第一二个扣子总是蹦开。他是如何从王霭依、王谈恕手里接管这家餐馆，就不得而知了。到了六十年代，胖子杨掌柜显得衰老，也龙钟多了，听说后来是中风了。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华宫的一位伙计，这人当时有三十七八岁，很瘦很高，长着两道极浓的眉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人却是十分和蔼的，我很喜欢在等着上菜时和他玩，他的耐心极好，从不着急。听说他有一种什么病，我的老祖母和外祖父又都很关心他，常常给他带些药去。因此他对我们也格外殷勤。华宫歇业后，他调到了东安市场的和平餐厅，在楼下当服务员，每当我去和平餐厅吃饭，他也十分热情。

    华宫的生意一直很好，当然也是沾了地理位置和环境的光，面临竞争对手，它处之泰然。曾经当过旧北平市长的周大文对烹饪很有兴趣，曾与几位朋友合股在华宫附近开过一家新月西餐厅，华宫并不以为然，照样按自己的风格做生意，不久新月因经营不善偃旗息鼓，而华宫却依然如故。东安市场的吉士林规模稍大，但也各不相扰，各有各的顾客群。1955年对面的中国集邮公司开业，也为它带来一定的生意。我在华宫就看到过当时知名的集邮家夏衍先生、周贻白教授和张葱玉先生。上海的集邮家王纪泽先生来京，也曾去华宫吃饭小憩。对面北京剧场的人艺导演、演员也有不少人是这里的常客。

    华宫前后经营三十多年，店名始终叫作华宫食堂，可以说是最大众化的名字。它的门面朴素，店堂不尚奢华，也决不会让人望而却步。然而货真价实，饭菜地道，服务热情，使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我想这正是它在新旧两个时代存在了三十多年的原因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