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药，实则是大有深意。刘恒认识到，远水解不了近渴，与其培养新势力做长线投资，不如先把那些原本并不反对自己、对自身利益构不成威胁的老臣拿来用，毕竟老臣们政治经验丰富，是现成的人才。

    刘恒是这样安排的：

    一、给曾经跟随高帝刘邦进入巴蜀和汉中的六十八个列侯，每个人封地增加了三百户；

    二、给过去在刘邦时期当过两千石以上的大官、且未封侯的颍川郡守尊（名尊，姓氏失载）等十人，各自增加六百户的食邑；

    三、增加淮阳郡守申屠嘉等十人封地五百户；

    四、增加卫尉足（名足，姓氏失载）等十人封地四百户。

    刘恒很会拉拢老臣。老臣们经历诸吕之乱，早已深受打击，特别是刘恒第一项加赏的六十八位列侯，这些人能活到刘恒执政时期，多数都已经风烛残年，政治影响力也几近消失殆尽。此刻刘恒封赏他们，宛如天上掉馅饼一般，老头子们拿人家手短，自然要发挥余热给公众讲讲刘恒的好话。

    而且此后这些老臣多半也会打心眼里拥护刘恒：这些人都是当年跟着刘邦打天下的元老，身上都有一种赌徒的特性。他们当年把宝押在刘邦身上就是为了获得利益，结果赌赢了。而现在刘恒反过来，让这些人知道可以从自己这里分到利益，他们自然也会去选择支持刘恒，对刘恒和他的新政产生一种信任。

    政治博弈本来就是赌博，刘恒很准确地把握了这些老赌徒的心态。同时，刘恒通过广布恩泽的方式来收拢人心、巩固统治，相较于刘邦时代的暴行和高压政策，更是一种进步。

    笔者在前文总结了刘恒是如何巧妙地通过分配利益来瓦解“功臣－诸侯王利益联合集团”，还总结了刘恒培养己方势力的做法，这些做法都表现了刘恒极高的政治敏感度，同时也反映出了刘恒在政治上的热心。

    刘恒热心政治这一点常常被史学家们忽略。大家伙儿都觉得刘恒讲求的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践行的是道家思想，道家讲“守静”，刘恒对政治这样世俗的事务在态度上应该寡淡一些。就连太史公司马迁都未能看破这一点，所以才在《史记》中称赞刘恒在执政方面的弱势倾向。

    实质上，道家讲求的其实是“无为而无不为”，要求统治者遵循自然规律来治理国家，而不是真的什么都不做。刘恒在政治方面极高的热情，促使他相较于之前的统治者，能够更多地思考如何处理朝政。刘恒能在功臣、诸侯王、元老、代国旧臣、母族外戚这五方势力之间周旋得游刃有余，至少在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到，足见其作为大政治家的素养之高。

    刘恒身处于各方势力之间，然而他却从不偏袒于任意一方，而是追求一种利益分配中的相对公平。公平就不会有矛盾，这和无为而治是相契合的，只有顺应了利益分配的规律，才能够将利益分配的公允度做到最大化。所以，无为而治与刘恒的政治热情并不矛盾。

    刘恒上述的诸多做法，主要是做给功臣元老、诸侯强臣们看的，那么刘恒有没有为了让老百姓安心、树立老百姓对自己的信心而实施过什么措施呢？

    有。

    首先，就是前文讲过的，在即位之初允许老百姓聚众饮酒五天，拉拢人心、安抚百姓。

    其次，刘恒向太仆（主管皇帝的车辆、马匹）下令，要求裁撤御厩之中马匹的数量。要那么多马他也没地方使，总不能无聊地挨个儿骑一遍吧，索性将多余的马补充到驿站当中，这样做还能在老百姓面前显得他刘恒不贪图享乐。这实质上迎合了老百姓对于诸吕之乱后，能够出现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的期待。

    刘恒需要底层支持，自然要顺应民意表现出锐意实行新政、整饬朝纲的气象。

    第三，刘恒在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