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皇后、立太子、封王子……刘恒与众大臣一同搭建着帝国政府的新秩序，窦猗房登上了历史的前台，景帝刘启也小小地露了一次脸。所有的安排说到底，还是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固与安定，大臣们再经受不住第二次“诸吕之乱”，刘恒也乐见其成，高高兴兴当好皇帝。

    文帝前元元年正月，有大臣建议刘恒立太子，说这是与宗庙继承有关的大事，刘恒拒绝道：“我德行不高，老天爷还没享受我的祭祀，老百姓也还没表示对我的满意。我现在既不能找一个贤能之人让位于他，又还要早早给自己选定接班人，这不是让德行更薄了吗？你们催着我立太子，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你叫我咋向老百姓交代呢？还是算了吧。”

    大臣们不依不饶：“早早确立太子有利于国家稳定，这明明是爱宗族、爱国家的表现啊。”

    刘恒回道：“那我的叔叔楚王刘交也不错啊，年龄大、学识高，谙熟于治国之道；我的堂兄吴王刘濞，惠仁好德，也不错啊；我的弟弟淮南王刘长能尽心辅佐我，难道你们不该考虑一下人家吗？还有各个诸侯王、宗室子弟和功臣，有本事、能安定社稷家国的人多了去了，你们推举他们中的一个出来，那也是天下和神灵的福气啊！

    “你们咋就非要死磕在我儿子这里呢？你们的做法是逼着我在老百姓面前树立一个偏私不贤的形象，好像我成天琢磨着给自己儿子谋利似的。这么做不是为天下着想，我不干。”

    大臣们铁了心要说服刘恒，接下来引经据典，把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连大臣们打算拥立谁都很明确，他们又一次劝道：“古代的殷商和成周立国时间长，后来没有王朝能比过他们，那就是因为人家立太子立得早。高皇帝平定天下、分封功臣，那些功臣们就是诸侯国的始祖，人家也有人家的太子，代代相传，这是天下大义，所以高皇帝就靠这个传太子的办法来安定四方。您现在想放弃本来就该成为继承人的人选，跑去立什么宗室和诸侯王，这不简直是胡闹吗？跟高皇帝的愿望不符，也不符合嫡长子继承制。您儿子刘启年长且纯厚仁慈，这还有啥说的，您赶紧立他为太子得了。”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刘恒的谦让之语明显都是做样子，这是刘恒想要博得一个好名声。而事实上，在立太子的事情上，刘恒的心里还有着隐隐的担心。

    按照宋儒吕祖谦的观点，刘恒说的都是真心话。一来毕竟刘恒登基不久，留着继承人的宝座可以平衡诸侯王和宗室子弟的心理；二来刘恒自己也不太自信，害怕将刘启立为太子会衍生出新的政治波澜，特别是刘启此时才刚刚十岁而已。

    然而功臣集团却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最害怕的就是重蹈惠吕时期的内乱，因而一定要稳住刘恒和其子嗣的地位，来确保政局的稳固。所以哪怕刘启才十岁，功臣们也要把他扶上位，对于功臣而言，整个中央政体的完善实际上是对其自身利益的维护，只要皇帝家的每一个部分都有了着落，才不会有人钻空子，才不会有祸乱。老头子们折腾不起了，虽没有功成身退，但他们也想安享晚年。

    但是刘恒的话其实也没错，刘启显然不能服众，其才资也算不上多么出色。正如清人牛运震称赞的那样，“议建太子一段，写文帝谦让不遑处，温婉可思，蔼然如闻仁人之言。”（《空山堂史记评注》）刘恒考虑的是皇室家族的利益，而功臣集团更多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

    所以刘恒执政早期，在中央面临的问题就是功臣集团的利益与他自身的利益不画等号，所以刘恒才尽可能地将功臣集团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捆绑起来。然而功臣集团这帮人老奸巨猾，都是利己主义者，这就决定了他们很难和刘恒完全地站到一条战线上。

    其实刘恒到最后也没能解决好这个问题，他索性将功臣集团的人物——除了不得不留在中央的几位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