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谏当年的正月十五，向全国下诏说：“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应该开辟藉田。我要亲自下地耕种，给全国人民做一个积极务农的表率，并将收获的粮食献给宗庙。”

    九月，刘恒再次下诏：“农业是天下的根本，百姓依靠它来生存。然而有的百姓不专心务农反而去经商，这种行为真是反动，还使得天底下其他老实的老百姓生活艰难。我对此十分担忧，所以现在亲自率领群臣来耕种，希望借此来提高人们对农业的重视程度，敲打敲打那些奸商，你们自己掂量掂量。为了鼓励农耕，今年只向天下百姓征收田租的一半。”

    那么如果从历史进程的角度看，刘恒的做法给汉初社会带来的影响，究竟是积极还是消极呢？

    刘恒重视农业发展这本身是没错的。西汉初年，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确实很差，有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统治阶层成天忙着内斗，此乃中国古代传统政治的一大特色。窝里人相互掐，底层民众穿多穿少、吃饱吃少、生老病死他们一概放到次要位置，夺权是首要的。

    有鉴于此，刘恒一方面希望让民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一个自由宽松的范围；另一方面，他更多地其实是满怀着一种责任心，希望通过新政策的出台，为民间的安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整个西汉年间工商业者所受到的打击在文景时期是最小的。汉初时候，儒家专制主义凌驾于整个社会的体制之上，一套一套讲的都是以农业为本。中原王朝嘛，农耕才能成为传统社会的基础。可是农业和工商业一个讲求“定”，一个讲求“动”，核心思想不同，相互竞争排挤也是必然的，刘恒也无法左右事态的发展。但刘恒以黄老之术、无为而治来维护民间经济发展的相对自由，并以高效的农业生产作为其基石，这种做法无疑是正确的。

    除了重视农业生产，刘恒在执政之初还广开言路，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文帝前元二年两次日食发生后颁布了一道诏书，除了阐述自己的过错之外，还表明了自己希望广开言路的立场。

    第二，文帝前元二年的五月下诏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刘恒说：“古代的明君治理天下，会在朝廷上专门设置鼓励进献忠言的旌旗，以及用来写建议的木柱。这样是为了保证朝廷的清正廉明，鼓励人们进谏。而现在，朝廷设立了妖言罪、诽谤罪，弄得大臣和百姓不能尽情陈述自己内心的所思所想，皇帝不能够知道自己的过失。朝廷连个意见箱都不摆，这样怎么能够招揽到天下的贤能；怎么能聚揽民心，推动政府工作的协调有序进行呢！我宣布，应当废除这些堵老百姓嘴巴的条令！”

    刘恒废除诽谤、妖言令意味着解除了言论禁锢。这下子老百姓什么都敢说，什么都能说，再也不会有什么“妖言”“诽谤”的说法存在了，这些说法太伤老百姓那颗热忱的心了。刘恒广开言路，其实也表达了为人君的大度和自信。没有统治者不害怕老百姓随意对他胡说八道的，刘恒敢这么做，就是要告诉老百姓“我对你们有信心哦”。

    皇帝“抛媚眼”，士子能人们在民间立马就接了下来。朝廷里面一时间人才济济，意见信成天在朝廷的大堂里飞进飞出，快递公司一年中的旺季到来了。

    第三，刘恒听取他人的有用意见。

    单单广开言路是不够的。你光让大家伙儿“百家争鸣”，争鸣完了再把人家一网打尽，这完全是阴险的做法。刘恒则不同，他不仅“听”建议，还能够对好的建议“取”。此处就以刘恒接纳袁盎的几次进谏为例。

    袁盎是楚地人，字丝，出身于强盗家庭，家世离奇。此人曾经做过吕禄的家臣，后来经过他哥哥袁哙的推荐做了郎中。

    当年周勃做丞相的时候，每次上朝总是牛哄哄的样子，而刘恒则一直谦卑地对待他。每次周勃接受完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