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抑制商业。刘邦和历史上诸多靠农民起义发家的领袖在建国后的想法一样：国家穷，商人坏，团结人民大包干。

    整个汉初社会在刘邦时期走上了以重税和无理规定打击商人的道路。

    然而惠吕时期就有所不同了。国家经历了刘邦时期的大生产，经济状况大有好转，于是政府对商人的管控放松了许多。尽管依旧不允许商人的子孙们进入仕途，但却废止了对商人的苛捐杂税。

    可是在货币政策上，国家奉行的仍是刘邦的老一套。然而这恰恰是刘恒所不能容忍的，他认为这些全都是扰乱市场经济的不良因素。

    刘恒刚刚执政的时候，民间制造荚钱的人越来越多，这使得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越来越小、质量越来越差，整个货币铸造业变得极不规范。私铸者处处牟取私利，新铸造的钱币中被掺入了大量的铁和铅，整个货币市场完全被扰乱了。

    面对这种情况，刘恒在前元五年的四月下令，要求所有铸钱者一律改铸四铢钱，却仍在钱币上标明是“半两”。这种四铢钱的钱范1952年在甘肃陇西县的汉墓中被发现过。

    四铢钱自然是四铢重，一铢是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因而四铢钱只是一两的六分之一，根本没到半两重，只是秦朝半两的三分之一，但确实是比过去的荚钱重了不少。

    四铢钱依旧是允许百姓自己仿铸的，由此一来，心怀叵测的诸侯王和投机分子也就打起了这行的主意。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吴王刘濞和上大夫邓通——一个是日后掀起吴楚七国之乱的诸侯王，把持着丹阳铜矿；一个是刘恒面前的宠臣，把持着蜀郡的铜矿。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特别强调这二人，意在说明刘恒允许百姓铸造四铢钱的失策。

    毋庸置疑，刘濞和邓通确实因此聚敛了富可敌国的财富。按照史书的记载，允许民间铸钱一事发展到最后，天下的铜钱几乎全都是刘濞和邓通这两家铸造的。可以说他们二人垄断了钱币铸造这个行业，铜矿和精良的铸币技术都被此二人垄断。然而反观刘恒改造四铢钱的措施，真的一无是处吗？

    不见得。

    首先，用铸造荚钱的铜铸造四铢钱肯定是正确的。钱币的质量有了统一的相对较高的标准，可以借此控制货币不再继续贬值，从而维护货币的购买力，最终起到抑制物价过快增长的作用。

    其次，民间私自铸钱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文景年间的生产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可国家要用钱的地方也很多，毕竟刘邦、惠吕留下的烂摊子真是一堆一堆的，中央政府恐怕还没有足够的财力来铸钱，依旧需要依靠民间财力的支持。直到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刘彻下令改铸三铢钱的时候才重新禁止民间铸钱。

    既然必须要依靠民间财力铸钱，那么整个产业被刘濞和邓通两个人把控，远比让民间广泛地铸钱要好。尽管这样会使刘濞和邓通两人暴富，但无法否认的是，此二人对铜矿和钱币铸造的把持，使得市面流通货币的质量得到确保，至少质量达到了同一水平，这就不会进一步造成货币市场的混乱。

    如此说来，刘恒改铸四铢钱是尽力做了一件好事，至少笔者是这样认为的。可惜，有一个人不买刘恒的账，发表了长篇大论来抨击刘恒的货币政策，此人就是贾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