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可以减少对老百姓施以黥刑的次数，从而推行德政；

    2.假钱少了，老百姓也省去许多担忧；

    3.那些参与铸币的人会重新回归农业生产；

    4.铜被政府管控，那么政府就可以多积累铜来驾驭轻重，钱币轻的时候大量收购，钱币重的时候就大量散发，这样就可以使钱和物达到平衡；

    5.可以通过对大臣赏赐的铜制品的数量、质量来区分贵贱，还可以用铜来打造兵器；

    6.掌握钱币之后可以调控市场、调剂缺余，抑制自由经济和商业；

    7.控制多余的财物，可以争取到更多在匈奴和汉朝之间犹豫不定的百姓。

    此外，原来担任灌婴骑从的贾山也上书刘恒。他认为，让百姓获得铸币权就等于让百姓瓜分了帝王的权力，拥有钱财是身份显赫的标志，而只有皇帝才能决定一个人的身份贵贱。

    既然钱财能够使人显赫，那就必须让它把握在君王一人手中，而不能让百姓和君王共掌权柄。要是老百姓都可以完全凭借自己发家致富，混进上流社会，那天子的权威就会被削弱。

    贾谊和贾山的话确实是按照专制王道那一套讲的，显而易见，这和刘恒的治国思想不太相符。

    贾谊一再鼓动刘恒要严厉地抑制商业发展，加大政府对民间商业的干预，这是刘恒不能接受的。一来，商业繁荣才能快速为国家积攒财力；二来，讲贵贱、重农业是儒家的那一套，刘恒信奉黄老之学，尽管黄老之学没有单独提到过对于商业的态度，但是道家既然要顺应“民之自然”，而商业发展又是民间发展的必然，所以自然不能排斥商业。

    纵观中国的历史，抑制商业发展一直都是导致社会落后的原因之一。资本的加速流动是刺激生产力发展的最佳手段，尽管传统社会的性质是以王道立基，导致政府不能公开地、大规模地鼓励商业的发展，但社会没有活跃的商业就不会有进步。

    刘恒不比贾谊，后者是一头扎进儒家经典里的书呆子，考虑问题都是单线的；而前者作为汉帝国政治的操舵手，不能够单单以某种理论来处理社会所有的问题。

    贾谊、贾山的话本质上就是鼓吹独裁。当然，儒家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独裁本身就是儒家的重要理论，这一点我们不能批评贾谊、贾山。但毫无疑问的是，道家的黄老之学远没有儒家那么热衷于独裁。刘恒是开明之君，要用黄老之术治理国家，他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二贾”的这些主意的。

    实质上，刘恒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还是有效果的。允许民间铸币其实是一种政策赌博，想要让益处大于弊端，就要懂得见好就收，不能让民间铸钱的势头扩大。

    这样设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难以精准完成。

    果然，刘恒“放线”太长，终于勾住两条“大鱼”，可惜“鱼线”怎么收都收不回来了，他们的分量都太重——这两条大鱼一条叫邓通，另一条叫刘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