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濞的能力和资本。

    醋意大发的诸侯王和中央政府对刘濞产生了浓厚的敌意，他们不能接受刘濞的与众不同，不能接受当他们都还深陷于贫穷、不安定的环境中时，刘濞的吴国已经脱贫致富，超越小康，从发展中国家晋升成一个发达国家了。

    财富这东西很是神奇，它可以极快地扩充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政权的实力，尽管有时这种实力缺乏牢固的基础和稳定的来源。但实力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快感会极大地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使得这个人持续沉醉于自己的实力当中，开始狂妄自大。吴王刘濞就属于这种情况。

    有了钱有了权，刘濞就开始一天天地和中央政府作对。他常常以生病为由不按时朝见刘恒。而刘恒一方也被这种隐隐的挑衅之意所刺激，在发现刘濞其实是装病之后，每次吴国派来的使者都会受到中央政府严酷的审讯，甚至还会被扣押。

    吴国在中央政府那里的信用值已经接近破产。

    刘濞也深刻感受到了这一点，于是我们可以猜测，他在文帝年间就已经有了谋反之意。

    好在刘恒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有一年刘濞派遣使者来中央见刘恒，刘恒就责问使者为什么刘濞成天跟中央政府作对，还装病欺骗中央政府。

    使者解释道：“吴王确实是没有生病，但是中央这边总是莫名其妙地扣押吴国的使者，吴王也不明白中央政府的意思，有些害怕，索性就不来朝见皇帝您了。俗话说‘察见渊中鱼不祥’，吴王一开始装病就被皇帝您发现了，就是因为您对他逼迫得紧，吴王才越发惶恐，成天躲着不敢见您。他害怕您杀他，狗急跳墙，就总是想些不是办法的办法来应对，最终出此下策。我劝皇帝您还是和吴王尽释前嫌，你们俩搞好关系，那就好极了。”

    刘恒听罢此语，本着维护兄弟情谊的想法，最终决定放刘濞一马。他不仅释放了先前扣留的吴国使臣，而且还送了刘濞一张小几，一把手杖。而刘濞可能也觉得此时造反一来时机不成熟，实力还没积攒够，二来也碍于兄弟的面子，他和刘恒是同辈，造反总是胜算不大，不像后来在景帝面前他是长辈，可以理直气壮。大约是基于这两点，刘濞最终也放弃了造反的想法，不再刻意和中央政府作对了，但同时却转而全力推进国内经济的发展。或许刘濞也并非真心归顺，同刘恒议和只是缓兵之计，抓紧时间增强实力、韬光养晦才应该是他的根本目的。

    刘濞一直善于笼络民心，从来不向老百姓收税，吴国政府凭借着煮盐和铸币的利润早已经富得流油，不收百姓的赋税反而还可以巩固统治基础，增强老百姓对刘濞的好感。除此之外，只要中央征发吴国的百姓服役，吴国政府就给百姓发补贴，摆明了是要让中央政府难堪，在老百姓面前显得好像吴国更为关心百姓。

    归根结底，中央政府之所以在这些事情上对吴国毫不干预，让吴国政府充分表现其仁慈和德政，主要就是因为中央政府没钱，而吴国政府钱财充盈。吴国政府不仅定期关心知识分子，资助他们的生活，逢年过节还给治下所有的百姓一人发一个大礼包。吴国政府富得高调，富得有品位，富得有目标。

    除此以外，刘濞长期收容逃犯和亡命徒，公然容纳罪犯们进行政治避难，而不向中央政府上交。这种蓄养亡命徒的行为，摆明了是在为日后的造反作准备。笼络知识分子的目的是让他们出谋，而施恩于亡命徒则是为了让他们出力。

    吴国政府经过刘濞四十年的经营，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了和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实力，而这些实力，包括刘濞的自信心，它们之所以能够被培养起来，就是因为一个字——钱。

    吴国有钱，它有铜矿有海盐，因而有了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钱财决定国力，经济决定国运。想想日后如果不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