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求以后官员祭祀光向神灵表达敬意就可以了，不要再为我求什么福运。”

    这两份诏书中的信息点有三。

    首先，刘恒讲到了宗教问题，也就是祭祀。

    刘恒的诏书明确表达了对祭祀一事的高度重视。实质上，不论是儒家还是黄老，都是十分看重祭祀的，所谓“儒道同源”，它们都来自于殷周宗教，因而十分注重祭祀，这是殷周宗教的特点。刘恒崇尚黄老，自然也看重祭祀。

    其次，刘恒将神灵凌驾于苍生之上。

    毫无疑问，这是为了营造一种宗教感，同时让老百姓树立起一种对于黄老宗教的绝对崇拜，而黄老宗教是把握在刘恒手中的。因为黄老宗教的本质是服务于政治，是为了迎合执政者。所以说，刘恒要借助宗教的名义来加强对百姓的控制。

    第三，刘恒借机强调了神灵的庇护应当着重在民，一方面是将自己和苍生划清界限，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的高贵身份，另一方面也是尊崇黄老所提倡的顺应民意，即顺应“民之自然”，将黄老宗教定位成为民造福的工具。这样一来，作为宗教实际主宰的刘恒，也就自然而然地树立起了为民造福的形象。

    刘恒频繁地在祭祀问题上进行调整，这表现了他心中对黄老宗教非同一般的重视程度。然而，文帝时期的黄老宗教却在不知不觉间走上了一条邪路。这份诏书仅仅是一个引子，在它后面，各路牛鬼蛇神都纷至沓来。我们将会看到黄老刑名学是如何在文法吏身上得到成功的实践，也能发现宗教异象背后那些方士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