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什么法律条文，也太没眼色了吧！这人要不严惩，我还哪里敢自称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先帝啊！”

    刘恒的话言过其实，关键被盗的是他自家的庙，肝火才如此旺盛，这也算得上是独裁者心理在作祟。

    张释之见刘恒气得要命，便赶紧摘下帽子叩头请罪，同时辩解道：“按照法律，判这个人弃市已经是法律范围内最严重的惩罚了。再说了，即使是同一种罪行，也要根据作案动机、认错态度等方面综合考量，您现在因为一个人偷了高祖庙里的东西就要杀人家全家，那要是以后万一有人盗取了高皇帝的墓，您打算怎么处置他呢？”

    张释之不愧是法学专家，一下击中要害。盗墓跟拿了礼器这两种罪行一比，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同样是盗窃，但盗窃的严重程度不同，惩罚的严重程度也就不应该相同。你要是盗窃礼器都给人一家子全都灭门，那要是有人犯的罪行比这还严重，那你怎么处理这个人？

    法律之所以要在处罚上划分层次，就是为了给更严重的犯罪行为制定出更严厉的处罚。

    张释之三言两语就将执法过程中需要照顾到的法律设置问题一语道出，实在厉害。

    刘恒最终还是采纳了张释之的建议，张释之从此名声大震，并和周亚夫以及梁国国相王恬启交好。这哥仨意气相投，从此成了好兄弟。

    然而张释之与黄老之术的缘分还不仅于此。文法吏的特点是耿直、秉公办事，不以权谋私，努力维护民权，不向贵族妥协。这就导致了他们容易被权贵们陷害。张释之得罪过太子刘启，那他到了景帝朝自然没好果子吃，这点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于是就打算急流勇退。这时候有一位姓王的精通黄老之学的隐士救了他。

    王先生有一次被召到朝廷，三公九卿都在朝堂之上陪同。老人家年龄大了，突然说起自己的袜带开了，然后就回头让张释之帮他系上。事后有人问王先生这么做的缘由，老爷子语重心长地说道：“我年纪大了，帮不了张廷尉什么，他位列九卿、名满天下，我当众侮辱他，而他却为我系袜带，那天下的人都会称赞他的德行，他的声望就会高起来了。”

    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王、张二人在王先生这番话说出来后，声誉都有了提升。但这还是没能为张释之挽回他在景帝朝被排挤的命运。

    一年多以后，景帝就将他外放到淮南国做淮南王刘安的国相。刘启说到底还是记恨当年在司马门和弟弟刘武被阻一事，淮南国国相的官阶是两千石，而廷尉则是中两千石，其实是给张释之贬官了。

    几年后，张释之郁郁而终，他的儿子张挚也因为为人耿直而从大夫的官位上被罢免，此后终生不仕，默默无闻。直到魏晋年间，张挚才在陶渊明等人的诗作中被多次提及。

    张释之作为黄老刑名学的践行者，在文帝朝是广受追捧的，在民间也备受推崇。因为他执法的性质不是为了维护集权和特权，而是用一种责任心来维护社会的公正和百姓的合法权益。他执法严明，维护法律的公正，不按照统治者的意愿对百姓随意施加过度的刑罚，这其实就是黄老刑名学在现实中成功运用的典范。

    关于文帝朝践行黄老刑名学，其实还有一件事，这件事与刘恒的舅舅薄昭有关。

    文帝前元十年的冬天，身为车骑将军、轵侯的薄昭杀死了刘恒派来的使者。刘恒依法治国，重视刑名，自然不能不惩治薄昭。但人家好歹是他舅舅，一股脑地派人拉到西市把薄昭脖子一抹似乎不太合适。

    刘恒很绝，最终居然派人到薄昭府上给薄昭举办了一个小型酒会，等薄昭喝得醉醺醺的时候再让人劝他自杀。刘恒的想法很好，想让薄昭痛快、体面地死去，但问题是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薄昭愿意死的基础上，人家大活人好好的，当然不愿意自杀。

    刘恒一看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