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强烈，不容他人入侵，只要是属于自己的土地，一分一毫都会去捍卫。关键人家有军事实力，即使是对人家而言不适合居住的地方，也要扶植听命于自己的傀儡政权，来维持其在当地的统治地位。比如宋金对峙时期刘豫的齐国政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扶植刘豫政权其实也算得上是金国人变相治理汉地的方法。这个世界上没有哪次侵略是以屠杀为目的的，暴力不过是一种途径，真正的目的都是治理。治理的方法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治理，比如清朝，它是一边治理一边将其文化汉化，清政府最后汉化得特别彻底；另一种就是建立二级政权，金国人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因为金人短期内不能、也不愿意快速汉化，所以他们无法直接治理汉地，只能建立二级政权，说起来这还是金国人对汉地百姓负责任的表现呢。不过历史发展到最后，金国人还是严重汉化了，汉化就带来了腐败，整个金国政权最终被消灭。

    少数民族想尽各种办法在他们新得的领土上加强统治，这就是因为他们领土意识强。然而汉朝政府就缺乏匈奴人那样的领土意识，尽管汉人的文明看起来更为先进，匈奴文明略显野蛮。

    诚然，让野蛮文明占据了更多的土地，对这片土地上的百姓而言算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在当时来讲，争夺领土本身是没错的，或者说，先进文明有义务对野蛮文明进行扶持，好学生应该主动帮助坏学生的学业，让坏学生也体会到进步的自豪感和好处。

    可惜，汉朝政府作为一个勉勉强强的“好学生”，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们也没有能力去履行他们的责任，他们懒得去管匈奴的地盘，他们的军事实力在匈奴人的兵锋面前也显得太过绵软。

    于是刘恒给冒顿回信，言辞恳切地说道：“我十分赞同单于您的主张，您的想法是真正的圣明之君的想法。汉、匈两国一直互为兄弟国家，同甘苦共患难，因而我决定特地送给单于您一份厚礼。

    “但是单于啊，违背合约、损害兄弟情义的常常是匈奴那边的人。不过右贤王的事情是在大赦令颁布之前发生的，所以也在赦免范围内，单于不用深究了。

    “单于要是真心和亲，就让匈奴弟兄们管好自己，别再挑起事端，要信守合约，不做违约之事。我听使者说，单于征战辛苦，那我就送给单于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件，比余一件，黄金饰具带一件，黄金胥纰一件，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让中大夫意、谒者令肩给您捎来。”

    关于汉匈之间谁是谁非的话题今人已经无法作出评判，因为我们没能够亲眼见证历史。历史事实纠缠不清，站到任意一方的立场上指责另一方胡说八道都是不公允的，我们不能证明汉朝边将真的挑衅匈奴人，更不能证明汉朝人就没有、就不会挑衅匈奴。司马迁总是站在汉人的立场上说话，而今天的学者对待历史，却需要摒弃了民族主义的公正态度。

    同时，政治斗争本身就是阴暗和残酷的，如果要追究责任，汉匈两方卑鄙之事肯定做得都不少，尤其是汉朝这边费尽心机，汉人在军事上的弱势促使其投入更多的精力来耍阴谋诡计，少数民族毕竟相对单纯。笔者在此的论断并不是一种主观臆断，而是在阅览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和中央汉族政权外交史后得出的相对客观的描述。

    汉匈关系虽然暂时缓和，但匈强汉弱的局势并没有丝毫改变。举例来讲，刘恒给冒顿单于写信用的简牍是一尺一寸的规格，开头写“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而匈奴回信则用的是一尺二寸的简牍，开头写“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谁强势谁弱势不言而喻。

    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也就是冒顿三十六年，冒顿单于病逝，此时的汉匈关系刚刚趋于平静，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