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小孩子们无心事，就缠着解放军玩。钟将军的警卫班吴班长人很好，用三轮车带着孩子们玩，一个急转弯摔了萨娘，当时“哇哇”大哭，吓得吴班长脸色发白——伤了老百姓的孩子在当时的部队是大事。结果连续几天他用自己的津贴买糖果给萨娘安抚，生怕她到首长那里告状。实际呢？当兵的对孩子毫无经验，孩子嘛，哭过了就完，哪有不依不饶的呢？

    胡同里什么人都有，“文革”的时候不免挨整，但是应对就各不相同。我们邻居有个修钢笔的小业主被抄家，都说他家有钱，可是什么也抄不出来。“文革”后才知道，这位先生十分机智，他买进了大批金笔的笔尖，削去后边钢的部分，把金尖藏在了自行车的大梁里。批斗的时候中午有时人家休息一会儿，下午接着斗，他家老太太给他送饭，他一吃就是两大碗，很心宽。我祖父的朋友郭大爷就不行，“文革”一起来，他就吓得够戗，家里有一些老山参，怕人家抄家，又不敢扔——那时候红卫兵经常检查垃圾，有的“反革命诗词”就是从垃圾里抄出来的。干脆水煮了一家人吃下去。那东西是吊命的，凡人吃了如何得了，顿时一家人都上火发烧，嘴角起大泡。医生不给治，因为他不敢说实话。幸好胡同里有个退休的老中医龙振怀心善，让他吃泻药，泻得死去活来的才挺过来——不等人家动手，差点自己把自己折腾死。

    不过，这个地方的人心都比较宽，改朝换代也见得多了，只要有可能，大多数的时候还是安安生生地过日子，斗争精神不浓。所以，我和朋友聊起胡同的记忆呢，都想不起“文革”这类激烈的事情。记得什么呢？早年家里用的水缸。等自来水供应稳定了——大概是邓小平时代吧，就不用了，都放在院子里。里边儿养上水草，放上鱼，后来还有荷叶，放在院子里葡萄架底下，我们常常干的勾当就是把葡萄上一指头长的大青虫抓来，淹死在水缸里。大人常常阻止我们这样做，因为他们还得把死虫子捞出来，但要是被淹的是蚂蚁，就没有人管。还有就是每家每户的房子都挺高，木头椽子特别粗。家里买的点心和吃剩下的东西都习惯用篮子挂在椽子上，为的是怕老鼠偷吃，结果小孩儿想吃也得求大人或哥哥姐姐帮忙。

    胡同里的生活平平淡淡，您要是想金戈铁马呢，这儿肯定是找不着战场，可您要是想寻找一方清凉安生的所在呢，您就来北京的胡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