蘸水猛抽谷亚男，把谷亚男脸上抽得全是血印子，长期消退不下去，谷的父母得知以后号啕大哭，要告马导毁容罪，经过多方做工作才算平息。谷亚男只要看见马导，就浑身打哆嗦。

    ——吕亿摸着自己脖子后面的大疤，感慨地说：这是我在马家军留下的永久纪念。

    ——为防止队员身上有钱，多次烧毁队员应得的工资，最后一次烧了十几个人的全月工资，共计两千余元。

    ——在队里几年来，从马导一个人嘴里，我们已经把世上最肮脏、最难接受的脏话听遍了。做俯卧撑他不满意，就骂我们说：“起！起不来啊？你爸和你妈在家里大炕上就这样笨吗？”

    ——在训练中，跑得落在后边，马导大骂：怎么啦？跑不动啦？今晚上该给你过过电啦？非找几个大老爷们操坏你不可！

    ——在大院时唯独他不准我们到文化课堂听课，每周三个半天的文化课，马导的队伍从不参加，求知的欲望被剥夺。

    ——扣留我们所有人的奖金，控制在他一个人手里，你想要钱吗？只有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了，否则不给。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我们是人，不是畜生，不是赚钱机器……

    山雨欲来风满楼。

    基地大楼就是一座即将爆发的活火山。

    老马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他过低地估计了队员们的力量，他认为这帮小姑娘没什么了不起，哪一回不是整得她们服服帖帖？除非背后还有特殊人物做后盾！——其实哪儿有这样的人呢？

    是的，后来的事件曾经使无数善良的人们疑虑重重，许多人总是认为：马家军兵变，令人意外，小姑娘们懂什么？肯定是背后有人指挥策动，不然她们哪儿来的那么大胆子？中国总有那么些人要破坏民族的事业，从背后捅老马的刀子！——哪儿有这样的人呢？

    实际上只是马家军从内部爆发了无畏的抗争。

    这种抗争是无法遏制的。在兵变爆发之前，姑娘们所采用的抗争形式也是稀奇古怪，多种多样，甚至有些不可思议。比如，当时的队员们对老马很仇恨，又一时没有宣泄的办法，就借助中国农村中最古老的“咒人法”，用剪刀把老马剪成小纸人，写上名字，用锐利的钢针扎，用唾沫唾，或者把纸人日夜压在床脚下，垫在床铺最底层。兵变以后，有队员匆忙间收拾行李，来不及把纸人处理干净，竟被老马发现，把个老马气得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愤怒地对我说：把我铺在床褥子下头，她们这是干什么？这是耍流氓嘛！纯粹是女流氓！

    在那些最后的日子里，队员们与外界的年轻朋友已经多有联系。这些朋友又是如何进入这座大楼的呢？队员们用什么办法告知外界老马在不在队里呢？老马在，人不来；老马走，人就到——这是姑娘们用各种暗号联络的结果。最常用的办法就是，老马开着奔驰车刚刚离开基地回了家，姑娘们就在朝着大马路的阳台上挂出了预先订好的信号——红色的运动衣裤。

    朋友到达基地附近时，先从远处眺望，看看那阳台上是否有红色运动衣在寒风中飘荡。这情景有点像抗日军民对付日本鬼子的“消息树”，又有点像国共两党在早期严酷的斗争中地下工作者常常摆在窗台上的一盆花。如今是和平年代，姑娘们为了向朋友倾诉，为了朦胧的爱情，为了酝酿新的行动，采用了这样奇特的举动。

    后来我与姑娘们多有接触，意外地发现她们中有不少人竟会唱新歌。这在别的运动队是很自然的，马家军的姑娘们会唱就有些令人不解。一问方知，还是在那段时间里，老马回家不在楼中，姑娘们围在王军霞受赠的一台电视机前，不知疲倦地观看久违了的各类节目，直到出现“晚安”、“再见”的字样。光看电视尚不过瘾，就有人从外边借来了录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