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还没有像后来的1993年那样大红大紫，奥运会上只是曲云霞打了个第三，刘丽打了个第五。庆功时候，会务人员往主席台上摆椅子写名字，把老马的座次摆在了前台边上，不很显耀，引得老马大为不满，勉强坚持到会议结束，气哼哼回到田径队，打起铺盖卷就要回鞍山。当晚孙玉森把他强留在自己家里，老马委屈得直哭鼻子掉眼泪，骂骂咧咧反正是不在省队干了。孙玉森对症下药，同老马彻夜不眠整唠了一宿。天亮以后，老马平静下来，回心转意，重又带队苦练下去。正是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那一次，气头上的老马把铺盖行李全都收拾好了，若不是孙玉森苦口婆心挽留老马于当时，体坛上会不会诞生一个老大的教头马俊仁，就很难说了，辉煌于后的马家军就将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孙玉森和崔大林都是马家军红火兴旺的最大的人和因素。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每当队员们在最艰难的情况下顶不下去的时候，闹别扭的时候，相互产生意见分歧的时候，特别是马俊仁处理队员方法过头发生危机的时候，孙玉森总是第一个出现及时处理及时补救，使训练和比赛得以正常进行。有时候，孙玉森干脆就自认为“我是队员们的出气筒”。凡矛盾出现，你总要给人一个宣泄的渠道，多年来，马家军中的这个渠道始终是通畅的。这个渠道一旦被堵死了或者不复存在了，矛盾就会积压就会转化就会更尖锐直至不可收拾——在决胜斯图加特、七运会跃上峰巅以及搬迁大连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紧要关头，没有这位身体敦实的孙玉森辅助，后果肯定不堪设想。在队员们心目中，孙玉森还同时代表着一级组织，他是上级领导集团在田径队的直接体现和公理的象征，他的存在意味着政府的存在意味着事物基本形态的完善。尽管老队员们也未必完全信赖孙玉森，尽管她们当中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老孙老马合穿一条裤子”，尽管她们对孙玉森也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尽管如此，孙玉森还是集中地体现着“人和”，体现着稳定，体现着一支运动队的路线大纲。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崔大林当然可以起到与孙玉森同样的作用，或者更大的作用，但是，他毕竟身在省体委做领导工作，毕竟不可能直接地、过多地参与运动队的许多细节。孙玉森还是承上启下的唯一桥梁。

    俱往矣！如今，除队员以外，基地的管理者只剩下马俊仁一个人，再加上一位女士张娟，顶多再加上曲云霞年迈的父母亲和一位炊事员，谁还能发挥堪与大林、老孙、队医张琦、司机小孟相比拟的作用呢？不但无人可以发挥“人和”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全体队员当中，已经连一个向老马“打小报告”的“告密者”也没有了！呜呼，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切都分明太晚太晚。

    中国竞技运动专业队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思想工作方法，此时已无任何人在马家军当中推行实践，这固然是老马的莫大悲哀。不过，我们或可往深里想一想，此时此刻，冲突已如此尖锐，马家军病入膏肓，即便是有一位思想政治工作的老手在队员当中开展深入细致的化解工作，你说能不能奏效呢？仍大可质疑。大改革时代的风云骤变，运动队体制的僵化锈死，是一切悲喜剧启幕落幕的根源所在，外部大开放而内部打死结，外部变化快而内部老一套，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谁能把日积月累的问题化解掉？文化低而法度弱，专制强而家长凶，虚假多而实惠少，民主废而监督差，宽厚缺而私恨满——冰山沉重自非一日形成，外部的太阳要化解冰山还需要很久很久的时日。一个运动队是如此，一个大单位、一个大行业、一个传统的大中国，不也是如此吗？

    马家军兵变的爆发是一种必然呢。

    第一轮分发奖金之事结束以后，队员们对老马的不满情绪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有增无减。过去她们怀疑马导将会盘剥队员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