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在取样员亲自目睹之下提取尿样。尿样规定不得少于70毫升，其中装入A瓶的尿液不得少于40毫升。这中间取样员与运动员形影不离，慎防尿液以伪代真。过去，在运动员进入卫生间以后，无人直接监督排尿，一般人谁也不好意思死盯住不放，于是就有运动员利用了这个漏洞。

    他们或她们为防药检，身上总装有一只胶囊管，里面是备用的干净尿液，稍不注意，开启导管把干净尿液注入小瓶。国外甚至还有女运动员将此胶囊事先塞入阴道，届时“排泄”而出。前民主德国女子100米、200米世界冠军克拉贝，曾用此法闯关，惨遭败露。后来各体育组织不断完善监视措施，规定必须目睹取样。世界举重联合会方法更绝，规定男性运动员取样前，必须把衣服全部脱光，一丝不挂，受取样员周身检查认可后，方能进入厕所……曲云霞这厢取样归来，在监督下把杯中尿样分别装入A、B瓶，当场封瓶，装入盒中，用标有号码的封签再行加封，有待于事后在监督下破坏封签，才能取出尿液。接下来，是药检官为曲云霞拍摄快照，有时还要用两台照相机同时拍照，以便多方人士验明正身。到此，这一位运动员基本完成检查。药检官将尽快携尿样飞回某地，到指定的化验室化验分析。此时，除化验室主任、指定工作人员、国际奥委会或医学委员会成员、专门授权人之外，任何人不得进入化验室。先开主瓶即A瓶，得出结论，如呈阳性，即发现了问题，化验室将立即通知国际奥委会医委会主席或主席代表，由他们书面通知运动员所属国，确定时间，做进一步分析B瓶准备。B瓶是备用瓶，打开时必须有运动员本人及所属国代表在场，由国际奥委会医委会主席或主席代表监督进行，同时必须更换A瓶化验员换成另一人操作。这些都是合同规定的程序；如B瓶化验结果仍呈阳性，与A瓶相同，即由上述主席或主席代表召集该单项国际体育组织、运动员本人、运动员属国代表，共同开会，对裁罚提出建议，研究处理意见，交单项国际组织执委会讨论通过，并将化验结果和处分方案同时公布于世。由于上述程序十分严格，所以每检测一次尿样都需要经费。按当前国际市场价格，每查一份尿样，有关组织平均投资200美元，加上收集运送等费用，共需250美元。国际奥委会反兴奋剂组织每年耗资巨大，田径单项组织仅在1994年就花掉了24万美元。又因兴奋剂给人类添加了这么多麻烦，各单项组织恼火倍加，所以不断增大了惩罚力度。像田径，原先规定初犯者停赛两年，现在已增至四年惩罚。萨马兰奇把问题来了个大升级，公开呼吁反兴奋剂问题要同各国政府合作，对症下药将了各国政府一军，谁愿意承认本国运动员被查出问题是“政府行为”呢？

    治疗毒瘤不能嫌刀快肉疼。我们接着讲马家军的故事。

    第一次和第二次飞行药检马家军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准确音讯，迟迟不见结果出来。国内反映亦不明朗，人们既不敢乱猜测，又不敢下断言，笔不敢乱写，话不敢乱说。那时的报纸，多以马俊仁打头炮指摘怀疑者开道，反正老马那阵子没有退路，他只能那么说了。《工人日报》一篇文章，笔法有趣，署名张力平，被多方转载，读罢令人联想不少：

    ……马家军队员尿样的小瓶，很快就被带回国际奥委会设在挪威的实验室，之后便杳无音讯。许多人在焦虑中默默地等待，而迟迟不见消息过来，十有八九没有事了。中国体育官员私下里如此推测，希望最终就是这般结局。没有人敢公开下断言，都怕栽了大面儿。还是瑞典的一家报纸最先捅破了窗户纸，它告诉读者，中国女子中长跑运动员在最近的赛外检查中，没有出现阳性。二月初，中国田径协会负责人在综合了各方面迹象之后，小心谨慎地告诉新闻界：马家军通过了这次药检。……许多人悬在心头的石头落地，以为一切都过去了。可是，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