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就必须有非常的想法和行动，不要受外界价值观的干扰。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在世界范围内的爆发，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的破坏性极强，经济危机引发了政治危机，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摆脱这场危机不断寻找出路，在转移国内视线的同时，也在转嫁这场危机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

    在此种情势下，日本政府采取了对内强化统治，对外积极扩张并转嫁危机的政策。企业的经营不仅是企业家个人的事情，它还与政府的方针政策有关，企业的发展需要政府提供一个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但如果政府为实现自己的野心、转嫁危机而发动侵略战争时，带给企业的生存环境就十分糟糕，企业若想继续发展下去，就必须认真思考战时的企业经营策略。身处其中的松下电器在战火中被迫转为军工生产，陷入罪恶的战争沼泽中，并沦为“财阀”。

    随着1931年9月18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队打响全面侵华的第一枪，诚如松下幸之助所言，“日本的产业界迅即抹上了战时的色彩”。

    从“九一八”事件以来，受日本政府战时产业政策调整的影响，日本的民用工业逐渐受到了压迫，不久，大部分工业制造厂家就直接或间接地转向了军需生产。

    1937年至1938年间，为适应全面侵华战争的需要，日本颁布“战时三法”，即《临时资金调整法》、《关于进出口商品等临时措置的法律》和《国家总动员法》，旨在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之走上战时轨道。其中，1938年3月24日通过的《国家总动员法》是日本战时国家主义统制立法的核心，它将科技、文教、新闻报道、工业、交通运输、金融贸易等都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其后又根据此法颁布了各种统制法令，将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纳入国家统制范围。

    自此以后，工商企业主的经营逐渐失去了自由，而被绑到了战争的车轮上。政府根据需要不断安排民品生产企业转向军品的生产。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原本物资匮乏的日本的战争开支急剧增加，随后日本政府施行了一系列的战时经济政策，致使日本产业结构极度畸形。

    松下电器在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中，没有退步，也没有停滞，反倒是在战争的夹缝中缓慢地发展。至1927年止，松下电器的业务还在扩展，利润仍有上升，但到了1929年底，松下电器也未能幸免，受到经济萧条的影响，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额急剧下降，只有平时的一半；另一方面则是仓库里堆积越来越多的滞销产品，企业开始进入困境。

    面对经济大萧条，日本企业界的普遍做法是裁员、减产，但由此引发更多的劳资纠纷，劳工运动风起云涌。面对内忧外患，松下幸之助也在苦苦思索对策，为公司的稳定担心：我们的员工会闹事吗？堆积如山的产品怎么销售出去呢？施工中的新工厂会成为松下电器发展中的绊脚石吗……这些问题，像大山一样压在他的心头，使他寝食不安，本来就虚弱的他终于熬不住而病倒了。看过医生之后，松下幸之助接受医生的建议进行疗养，暂时将公司事务交由井植岁男等人管理。

    尽管在疗养当中，松下幸之助还是被公司的事务所困扰，时刻忧心。一天，井植岁男和销售经理来到松下幸之助的疗养地看望他，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笼罩了他的心。

    “总经理，”还是井植岁男先开了口，看到他慌乱的神色，松下幸之助说：“岁男，别慌，有什么事，坐下慢慢说。”

    “总经理，公司现在实在撑不下去了，销售天天在减少，库存天天在增加。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但还是毫无起色。再这样下去，公司恐怕难以支撑啊！”随后，井植岁男递上一份报告，上面全是红色的数字。

    松下幸之助默默地看了一会儿报告，尽管公司的处境已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