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些东西瞬间成为一堆废品。

    50艘木船和3架飞机投入的4000万资金，都是以松下幸之助个人的名义贷款投入的，日本军方和政府无力支付，因此，这笔连本带利的账，要他一个人来偿还；而他造出的那些木船和飞机，不仅没有用在“为国效力”的战场上，而且也没有真正地上天下海，当然也就没有收到一分货款，那些督促他制造飞机木船的战争狂人们，不是葬身战场就是登上法庭，无人顾及此时的松下幸之助。

    这样的局面，使松下幸之助遭到了极大的打击，损失可谓惨重。这一次的损失，可以说是松下幸之助有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损失，以致他在战后的几年中都感到振作乏力。

    实际上，松下幸之助在此事的损失远非经济上的，所谓“振作乏力”，其中包含有相当比重的心理因素。也就是说，这次失败是松下幸之助在理念上、人格上的失败。这一点，松下在日后的检讨中坦承不讳。

    在战争期间松下幸之助以竭尽全力的、不计条件的投入，作为企业主报效国家的最好表现，因此，对于政府的、军方的需求，有求必应、一概应允。松下幸之助后来认为自己的公司只要做好以往的干电池、电容、电阻、无线通信设备、电话机等也就够了，不必再去勉强干那些力不从心的工作。

    假使能够这样，就不至于失败，就不至于遭受那样巨大的损失。他在回忆中几次三番地说：“其实我并不需要做这两件事，虽然说是报效国家，但也不必冒险去做，因为自己当时已经有许多工作是在报效国家”，“我恍然大悟，不论做什么大事情，能报效国家和社会当然是对的。松下电器早已接到很多军需品的订单，实际上根本不必去做完全外行的木船与飞机，不做那些同样也能以无线电机去奉献国家，也能用螺旋桨报效国家，况且还有许多其他军用电气器具的订单”。

    现在我们来看松下幸之助的话语，我们感到，在这些反省和检讨中，松下幸之助屡屡强调的是“本来已经在报效国家，不必勉强再接任务”，这就表明，他认为“报效国家”是正确的，而错就错在不该去造船和飞机。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松下幸之助仍这样看问题，实在有些褊狭。实际上，松下幸之助的失败，其实并不在于“勉强接受任务”，而在于所谓“报效国家”。他的“报效国家”，实质上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而非国际主义。

    松下幸之助在许多问题上都能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思考运行，唯独在这个问题上只站在了“日本人”的立场上。

    松下幸之助的这种思想和行为，与那些富有正义感和人类意识的反战的企业家来比较，不免有些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