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北公学里担任了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1938年春天，党中央决定分批派一批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也为这些身体有病的同志提供治疗疾患的条件。金维映、蔡畅、蹇先任等与中共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及夫人陈琮英结伴同行。取道兰州、乌鲁木齐，然后去莫斯科。在乌鲁木齐，金维映非常思念孩子小金，提笔给李维汉写了一封信，说十分思念孩子，叮嘱李维汉一定要把孩子接到延安去生活，可以在父亲的呵护下得到更多的关爱，于安定的环境里健康成长。此信辗转，半年后才送到了延安。

    在莫斯科，金维映被编人共产国际党校政治班，生活确实得到了改善。但是由于当时苏联搞肃反运动，保密制度十分严格，中国来的学生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蹇先任回忆说：“学校四周是高高的围墙，校园里除了警卫人员，还养着迅猛的猎狗。组织上对学员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不准一个人外出。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与外界接触，不能上街随便对人微笑点头，不要随便碰人家东西。有一次，在马戏院里碰到冼星海、袁牧之等同志，连招呼都没敢打。为什么要这样呢？主要是怕暴露我们的政治身份，即同共产国际的关系。”

    以后，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同志来到了莫斯科，朋友相逢，格外亲切。在紧张的学习之余，金维映十分想念国内的亲人和寄养在段家的儿子。1939年下半年，金维映突然病了，到了1940年上半年，病情越来越严重，依然坚持学习。金维映在蔡畅回国时，要她转告李维汉：无论如何要把儿子从志丹接到延安生活。

    1940年底，金维映没有能力到课堂了，在任弼时的关怀下，被送进了疗养院。

    邓很颖超回忆说：“1939年7月，周恩来同志骨折，8月我陪恩来同志去莫斯科治疗。听说阿金（大家对金维映的称呼）已经在莫斯科郊区休养所。当时许多的中国同志都在那里休养。我曾去过两次。第一次见到金维映同志时，她很正常。第二次再去时，听说她病了，当时不知道什么病。据说后来把她送到了精神医院了……1940年3月，我们离开莫斯科回国前，恩来又去看她。我在远远的门缝里看着她，她精神很不正常，两眼发直，衣服不扣，只听她说话，但听不清说些什么。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军队进攻莫斯科的时候，她住的医院和国际儿童医院都迁离了莫斯科，以后再没有听说她的消息了。解放后，有同志从苏联回来也没提起过她，可能她在医院里受到敌人炮火死去的。”

    37岁的金维映下落不明地牺牲了。对于她牺牲的详情，很多人都在探究，却得不到任何答案。博古的妻子刘群仙也是在苏德战争中下落不明地牺牲，留给人们无尽的哀伤。

    被段家精心抚养的小招娃，在岁月的流逝中健康成长，学会了说话，学会了走路，度过了几年幸福的时光。1940年春天，延安创办了中央托儿所，李维汉派人前往志丹县麻地坪村，接小招娃回延安。小招娃哭闹着不和接他的陌生人走，段世章只好带上衣物把孩子送到延安，住了半个月，待孩子基本习惯了才返回麻地坪。李铁映（罗小金）作为第一批幼儿进入了中央托儿所，开始了另一种新的生活。

    毕竟段家和李铁映有了很深的感情了。李铁映被接走后，段家夫妻很是伤感了一些日子。他们既为李铁映高兴，高兴的是他可以到延安更好的环境里成长，尤其是孩子能在亲人身边生活。让他们难过的是，在抚养孩子的几年时间里，他们和孩子已经亲如骨肉。好长一段日子里，段家夫妻对孩子想念尤甚，时常落泪。一年后，李维汉给段家来信说：如果想念孩子，可到延安探望。于是段家夫妻怀着急迫的心情，赶上毛驴，带上土特产，走了两天到了延安，受到李维汉的热情接待。他们看到小招娃（李铁映）在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