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当晚，同张学良的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值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竞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从志丹出发前，中共中央对西安的具体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很多问题需要等周恩来到西安进一步弄清情况。对蒋介石的处置以及各种难以估计到的复杂问题，都要由周恩来到西安后相机处理。面对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周恩来肩负起了一副艰巨的重担，许多事需要当机立断。

    周恩来带领罗瑞卿、杜理卿（即许建国）、张子华、童小鹏等共18人，骑马奔跑在大雪纷飞的山路上。他们在安塞住了一宿后，16日傍晚赶到延安北门外。当地游击队告诉他们：下午听到过飞机的声音。

    并和张学良商定同宋子文谈判的五项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

    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再一次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此次的会议与13日的会议不同，它是在党中央领导意见一致，作出“和平调停”的决策后召开的。毛泽东在会上做报告，事变“能更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我们应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毛泽东又分析“西安事变”后的前途，“有六种力量可能使内战结束，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六种反内战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中央政治局研究认为：事变的发展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由于这次事变的发动，引起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反而推迟了全国抗战的发动，给日本的侵略造成有利的条件。而另一个前途是，如果这次事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结束“剿共”的内战，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使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能够早日实现，这是全国人民和国际和平阵线所希望的。

    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张国焘在会上发言比较激烈：“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

    会议还产生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文件是，由毛泽东执笔的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通电”在18日“致国民党中央电”的基础上前进一步，承认南京政府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改为和平会议，正式建议由南京召集。对蒋介石以“先生”之称，显然放弃了“审蒋”。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策略的正式标志。

    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同时还申明：“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使中国的前途更坏。这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可以释放蒋介石。蒋介石实际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

    17日清晨，天上传来隆隆的飞机声。周恩来立刻写了字条，请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