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杀了我六、七十名农会干部和革命群众。这是杜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又一次碰壁。庙湾战斗失利后，战士们议论纷纷，公开评论杜衡的“不懂军事”、“瞎胡闹”，迫使杜衡在向省委汇报时也承认自己在“军事上完全不懂”，“威信是削弱了”，要求省委更换政委。另一方面，社衡也想借机溜回大城市。杜衡不得已，起用了身经百战的刘志丹任参谋长，并把他极力怂恿进攻庙湾的原参谋长郑毅作了“替罪羊”，用了推卸责任的伎俩。

    一九三三年二月，国民党骑兵团、特务团、警卫团各一营，协同庙湾夏玉山民团，孙辅成(孙友仁)为总指挥，向我根据地发起了又一轮“围剿”。以刘志丹为首的红二团领导，主张避开敌人的锋芒，跳出照金，到外线寻机作战，以调动敌人撤离我根据地来争取主动局面。但杜衡却否定了刘志丹的正确意见，采取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要求我军不惜一切代价，打阵地战和防御战，并执意将部队垃到芋园，待敌进攻。结果，坐失良机，致使红二团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二月四日，敌人分三路包围了我军驻地上芋园和下芋园，红二团被迫进行抗击。敌人的火力很猛，步枪、机关枪、迫击炮弹，像雨点一梓射向我前沿阵地，我军伤亡严重。当我军被迫撤退时。庙湾夏玉山民团早已堵了退路，形势万分危急。若不是渭北游击队赶来，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杜衡的“左”倾主义路线，又一次严重碰壁。这次战斗，不仅使红二团失去了在战争中的主动权，而且对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损失。当红二十六军跳出台围转移到台水县黑木塬时，杜衡又给照金革命根据地后方写了一封信，竟天真地提出要在陕北创建苏区并且发展骑兵，打通国际路线。遭到了照金革命根据地后方机关的坚决反对。三月三日，杜衡却借机离开部队回了省委机关。

    杜衡溜走后，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各项事业取得了很大发展。边特委、游击队总指挥部、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红军在外线和根据地内部也取得了多次作战胜利。五月下旬。杜衡又从西安二返红二团。此时，国民党又调集重兵和周围的反动民团向我照金革命根据地疯狂进攻。面对十分困难的形势，杜衡完全丧失了信心。六月十七日，杜衡授意边特委和红二团党委在照金北梁召开联席会议。杜衡在会上认为：敌人力量太强大，致使我军天天跑着打游击，根据地又很难扩大，主张南下渭华创建根据地。杜衡堂而皇之地提出了四条理由：渭华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党的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可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直接威胁西安。刘志丹和金理科等认为：南下没有出路，必须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开展活动，发展和巩固根据地。杜衡不等刘志丹把话说完，便蛮横无理地给刘志丹扣上了“一贯右倾”的大帽子，凭借其军政委的权利，强词夺理，定下了南下渭华的错误决定。后来，在三原二台子召开的会议上，杜衡又一次继续奢谈南下渭华的“政治意义和四大有利条件”，并指名让刘志丹表态，承认错误。这样，红二团在杜衡的政治胁迫下继续南下。中途，杜衡借口回省委汇报工作，又一次从部队溜走。红二团南下后，不但没有群众欢迎，而且连地下党也找不到。实际上，当时渭华地区正处在革命低潮，色恐怖严重，所以，我军一下子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在国民党重兵的追剿下，虽浴血奋战，但仍然兵败南山。红二团的南下失败，彻底宣告了社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

    杜衡本人，也彻底暴露了自己投降主义的丑恶面目，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在西安被捕后投降变节，沦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鹰犬，破坏了整个陕西省委，带着敌人疯狂地捉拿革命者。他还公开在报纸上发表自白书，向敌人摇尾乞怜，供述了陕西省委的所有机密。在自白书里，他还供认到：“任庙湾战斗后，就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