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斌决断:南宁≠南昌
一听就轰轰烈烈,很响亮!
回国后,他对陈独秀把军权交给国民党的沉痛教训刻骨铭心:陈独秀的一个“致命伤”就是不重视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结果蒋介石、汪精卫来了一个大背叛,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发动南昌起义,独立开展武装斗争并寻找中共的立足点。在组织起义过程中,温文尔雅的周恩来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果敢和决断。当张国焘手持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要求推迟起义时,周恩来以不容置辩的语气回敬道:“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暴动断不可推迟,更不可停止!”在周恩来看来,暴动是压倒一切的事情,其他事情都要服从这一点,南昌起义是在一片血色恐怖和强大的敌人包围之中举行的,虽然它失败了,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开创了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先河。
邓斌脑海里不时浮现出一个令人不容回避的大问号:南宁“这一枪”该怎样打才能打得响打得好打得持久?“两手打算”的预定计划已经明确,并且正在逐步实施。俞、李反蒋失败已成定局,从而证明“两手打算”是非常切合广西实际的。可是中央又来信指示,要以南宁、梧州为工作中心啊,应该如何来理解和执行中央的指示呢?
“邓代表,请你谈谈吧。”雷经天以探询的目光投向沉默不语的邓斌。大家的目光也跟着投了过来。
雨一阵紧似一阵地下着,漆黑的夜空不时滚过一声声沉闷的雷鸣,伴随着一道道闪电把破棉絮般的夜幕撕裂出千疮百孔的苍白的口子。 此刻,邓斌和雷经天根据中央的指示信,紧急召集俞作豫、陈豪人、龚鹤村、龚饮冰、叶季壮及部分特委成员商议应变部署和行动。
“噢,南宁——南昌,看起来只有一字之差。”雷经天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以目前南宁的局势,能发动一场像南昌那样的大举动吗?”
“兵家有言:战势不过奇正,以奇胜,以正合,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那我们该如何行动?只能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这就是坚决按原定 的第二手计划办,放弃南宁,挺进左右江。那里山高皇帝远,大有回旋余地。再说,那里已有韦拔群、陈洪涛等农民领袖开展革命活动多年,基础雄厚, 我们到那里尽可放开手脚,大力发展武装队伍,建立革命根据地。一旦条件成熟,就杀个回马枪,攻取南宁、梧州、柳州,乃至赤化全广西。”
听了这一席话,大家都沉默了好几分钟。
雷经天眉头紧锁,眼神里蕴含着一种难言的隐衷。但他的手指不由自主地“笃笃笃”弹响了桌子,开始发话了:“我同意邓代表的意见。死守南宁, 等于自毙!类似这种盲从蛮干的斗争,已使我们的同志流出了太多的鲜血。 据悉,吕焕炎、杨腾辉等明里拥蒋,暗里仍投其主李、白、黄,他们会不惜 一切地夺回他们的大本营 ”
龚鹤村马上插话:“要是这次我们不照中央指示办,硬是放弃南宁,就怕再给我们甩过来一顶与中央唱反调的大帽子,谁戴得了,顶得住?哎 我们来广西,总是费力不讨好!”
雷经天吐出一丝苦笑:“是啊,帽子扣得倒不少喽!说‘广西工作陷入了机会主义的泥坑’;不把俞、李‘当做改组派、第三党一样的对待,就是机会主义’;不按共产国际和中央路线执行,就要‘予以无情打击’ 这次‘抗旨’恐怕是非同小可,帽子会扣得更大。怎么办?我这个当特委书记的,只好接过来,不愿戴也要戴,我不戴叫谁戴,扔是扔不掉的。”
邓斌向这位宽厚耿直而又谦和隐忍的大胡子书记投以钦佩的目光,说:“老雷,我是中央代表,要戴帽子该是首当其冲吗!我现在就住在所谓‘改组派’、‘新军阀’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