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寻找绕过那些足以使革命之舟沉没的暗礁。

    周恩来在后来延安整风时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这种在极端艰难险恶的特殊环境中，经过千锤百炼而形成的坚韧不拔的品质和常人难以做到的严格自律自省精神，成为周恩来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以后一生中起着极其明显的作用。

    直到周恩来逝世以后，海内外学者对他的品格，他的生存、斗争、领导艺术和他举轻若重、忍辱负重的非凡毅力，在公开或私下总是众说纷纭：

    许芥星在《周恩来传》中，认为童年时期的周恩来就能在母亲与兄弟之间协调关系搞好家庭团结。由此他锻炼出超人的忍耐性与生存能力，“成为20世纪生存艺术中无可争议的大师，而在他五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中能够经历监禁、病魔和国内外政治斗争的考验，从而一直处于中国权力的顶峰，成为中国共产党不可缺少的领袖。”

    海外学者认为，周恩来一生中有许多机会成为中国的头号领袖，可他却激流勇退，甘居次位，从不处心积虑地去谋求那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30年代初，他退居李立三之后，退居王明、博古、张闻天、毛泽东之后；1945年他退居刘少奇之后；1966年他退居林彪之后甚至准备退居王洪文之后。

    ——周恩来深谙这些斗争的严醋性，在这种左右互换的磨盘中求存在，并不是一件易事。他对最高领导权非但不争取而且让给别人，这种似乎没有统治欲领袖欲权力欲固然是他的高尚品德，但另一方面，他也许深知，第一把手，那是风险之地，任何风云变幻，任何轻微失足，就会成为历史罪人而身败名裂。

    有些学者对周恩来的不争名利不谋高位的品格，感到遗憾。他们从权力斗争哲学或是从生存竞争意义诸方面去解释：有的认为周虽然具备了领袖的许多伟大品质，却缺乏两点：一是缺乏独立的决策能力；二是缺乏森然无情的权术和手段。有的认为周的品质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谦让态度——“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他的种种优秀品格，温良恭俭让之风采，符合中国固有的传统道德规范，所以他获得持久不衰的声誉与爱戴。有的认为“正是周无可比拟的光明磊落的气骨使他成为一个重要的排难息争解决纠纷和照顾全面的角色”。有的还认为周一贯小心谨慎地避免强求任何个人权力，而在努力贯彻与实行国家和革命政权的政策时，则一向是个热心的工作人员。他的谦和态度遮盖着不屈的意志，他的自我隐没的献身精神使得他成为毛泽东不可缺少的助手。

    理查德·尼克松说：周恩来，严冰覆盖下的一座火山。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将很难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革命就会烧成一堆灰烬。

    此时，周恩来不愿意陷进个人之间的是非曲直之中，但他又无法摆脱这些是是非非的纷争，在国共合作北伐时期直到蒋介石大清党向共产党举起屠刀，他就悟出一个道理：任何统一战线，只是暂时的联合，是矛盾的综合而不是矛盾的解决。但是，中共党内的矛盾是需要解决的！

    “胡公，你不能总替他人承担过多的责任，也不能像诸葛亮那样事必躬亲，食少事繁岂能久乎？ ”这时对“胡公”在强烈的自我克制中隐藏极深的苦痛、忧虑、伤感，只有思锋犀利、头脑灵敏的邓斌最能体恤。“有句诗曰：‘黄尘满面长须战，白发生头未得归’。你此去苏俄，一切都要善自珍摄啊！ ”

    “当然，当然，”周恩来对这种兄弟亲情般的宽慰，竟然一时说不出能够表达心绪的话来，沉吟良久才说，“我会尽力去争取共产国际的理解，消除误会，以得到更多的支持。”

    “最担心的是你走后，有人拿共产国际的大棒瞎指挥，一旦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