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报告，一定没有说明革命发展的总的趋势，所以使国际不能了解这一迅速的发展。”

    李立三强调：“如果我们机械地执行国际的指示，表面上忠于国际的来电，实际上放松现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便是不忠于革命，不忠于革命就是不忠实于国际。”

    与会者同意李立三的意见。

    政治局常委项英说：“国际并不是不了解总的趋势，而是没有了解革命发展的速度。这要怪罪于去莫斯科的人右倾保守。”

    列席会议的团中央负责人温裕成说：“恩来同志回来，必有一次激烈的论战和斗争，我们必须指出他在国际上应负的政治责任。”

    向忠发作结论时说：“政(治)局同志都应在一致的精神上来坚决执行党的路线，这绝不是反国际，形势的发展说明党的路线之正确。恩来对这一问题，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应负严重的责任。待政治问题解决后，调他到北方局！”

    8月6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成立，李立三在会上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的报告，进一步部署全国暴动和军事战略，并且声言：“我们必须采取积极进攻路线，我们的战略也必须推动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决战！”

    总行动委员会下达命令，调集红一、二、三、四、五、六、八等军分路向武汉、长沙等城市推进，要求南方局速调红七军向柳州、桂林进攻，以期在广州组织暴动。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在研究了中共6月11日决议后，认为它是错误的，要周恩来和“六大”后一直留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回去纠正。

    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先坐火车到大连，再搭轮船于8月19日抵达上海。

    刚一见面，李立三和向忠发便迫不及待地向他提出质问。

    周恩来没有发火，而以耐心的说理和具体的分析，终于把他们说服。

    8月22日至24日，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传达国际的指示精神，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并着重强调建立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他指出：“现在是革命高潮日渐成熟过程中，虽然许多苏维埃已推翻了乡村封建统治，但在全国来说，还没有直接革命形势。”

    他说：“在中国什么地方最适合建立苏维埃的根据地？赣西南、闽粤边等处，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在策略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在这许多区域不仅是敌人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党将这力量巩固起来，以向着各中心城市发展。”

    他说：“根据地绝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地有力的发展。”

    他特别强调：“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

    8月26日，瞿秋白也到了上海。

    这时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已使革命受到重大损失，红军两次攻打长沙皆遭失败。瞿秋白以自己在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主持中央工作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的严重破坏和损失的沉痛教训，说服李立三。李立三深为瞿秋白这种不诿过、知错改错的勇气和磊落坦荡胸怀而感动。

    在周恩来、瞿秋白的帮助下，李立三承认了错误，在政治局会上作了深刻的检讨(25年后，李立三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又作了深刻的反省和自责)，不久便被调离中央去苏联学习。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从事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文翻译。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劳动部部长。后历任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中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