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七军千里转战到中央苏区，从瑞金、会昌直至“寻 乌事件”，一一详明事实，陈述自己的意见。他把“检查”送上去了。但在 “左”倾领导者看来，这哪里是什么“检查”，分明是一份“抗议书”！随即，他们在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的署名文章，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所负的责任”，责令他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于是，邓小平又秉笔直书写出第二次“检查”。但他的对手对他的检查仍然十二分地不满，再次责令他必须向党交出一份“像样的”申明书。邓小平气愤地陈述道：“我所上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过去，我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这样的态度写出的‘检查’”，再一次把当权者激恼了！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审讯室，拍案大怒：“邓小平！你的三次书面检查，全在为你自己歌功颂德，错误一点也没有承认！”邓小平申辩：“是啥子就是啥子么，我毫无掩饰。”

    当权者说：“现令你向党写出第四次申明书，再不容许有任何隐藏！若是继续抵赖下去，必须考虑你的党籍！”

    邓小平强压着心中怒火，说：“该申明的我都申明了，每句话我都经过认真考虑的，全是真话实话，我可以拿党性来负责，现在没啥子再要说的了。” 说完，他转身走向自己的那间“拘留室”。 此后，每隔两天提审一次，他经受着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邓小平在政治上遭受到磨难，随之家庭生活也骤然发生变故——他的妻子金维映也离他而去。经受磨难和挫折，绝不是一件令人轻松的事情。好在邓小平倒是想得爽脱，不为个人生活中出现裂痕而过分的在意：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进而他想，人这一辈子真不知要经历多少悲欢离合，要经受多少事业和生活上的磨难，才算得“修成正果”，才能达到“四大皆空”涅槃超度的境界。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智上，他都没有过多的责怪金维映，因为她的这一行动更多地是出于组织上的干预，他很能理解她的处境：不能因为自己落难而再连罪于她毁了她的前程，好合好散，离就离吧！

    在他要被发配到乐安县南村区去当巡视员的临行前，他在金维映写的离婚报告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南村人从未听说区里有个巡视员的职务，那么邓小平来此干什么呢？人们疑惑不解。熟悉他的人仍亲切地与他打招呼道：“首长身体可好？” 他似乎并不感到窘迫和沮丧，直率地说：“啥子首长啰，同志们好。”在南村“巡视”不到十天，上级又令他卷起铺盖回到江西省委所在地宁都。据说这是因为乐安的南村是边区，怕出问题。

    出什么问题呢？整他的人当然不会担心他的个人安危。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怕邓携带党的机密投敌而去；或者天高皇帝远，怕他在此煽动谋反。

    回到宁都的日子当然更不好过。整他的人要他接受更严峻的考验：到宁都附近的一个光秃秃的山上开荒种地。挥锄开荒他并不在乎，早在法国的哈金森工厂他就练就了一副硬身板，率红七军千里转战又练就了一双铁脚板。但是，人是铁，饭是钢，吃不饱肚子差点要了他的命。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邓默默地挖山不止。他对突然来看望他的蔡畅以近乎哀求的口吻说：“蔡大姐，我饿极了，给我弄点吃的吧 ”

    “好，好 ”蔡畅看着他又黑又瘦的脸色，心里泛起一阵酸楚。在巴黎时，邓是最受她喜爱的小弟弟。

    蔡畅叫他中午到她家吃午饭。蔡畅叫人去买回两斤猪肉、两把大蒜和一些辣子、水酒，烧了三个菜，煮了一锅饭，要让邓小平来家里饱餐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