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这一决定是单纯的孤立事件。蒋介石看得很清楚，现在缺的就是一个突发事件，把美国这台优质的、价格不菲的现代化机器推进战争中来。而三国协约，显然是大大地推了美国一把。在蒋介石看来，美国一旦加入反法西斯阵营，战争其实就结束了，而自己必然是胜利的一方；而那个把自己打得很疼，又时不时地招一小手却又暧昧味十足的日本，当然就不在考虑之列了。所以他才强调“敌友分明”。

    第三再来看苏联。本来，自从德国军事顾问撤走之后，中国获得的最大援助来自于苏联，尽管数量也很有限。1937年8月21日，双方代表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共四条，主要内容是两点：一是双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两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国家，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二是两国有一国受到其他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采取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中国还从苏联获得了一些援助。除以贷款方式为主的经济援助外，苏联还进行了军事援华。在中国的要求下，苏联派遣军事顾问和空军志愿队来华帮助中国抗战。从1937年11月开始，苏联先后派数千名军事顾问和有关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最多时总人数达到3600人。他们不但担当军事顾问和训练中国空军，甚至直接参加了战斗。当武汉会战由于苏联空军人员的直接参战而使中方战斗力陡增时，日军莫名惊诧。从1937年至1941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各型飞机1250架，先后在中国战斗的航空志愿人员2000余人，其中飞行员700余人。他们与中国飞行员并肩作战，共击毁日机1049架。1940年9月29日，同样是在轴心国集团形成两天之后，蒋介石接受中国驻苏联大使邵力子的建议而致电斯大林，向他征询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意见，希望中苏两国能采取共同的外交方针，示好之意甚明。10月16日，斯大林复电称：“依余意见，中国主要任务在于保持及加强中国人民的军队，……只须中国人民的军队坚固强壮，则中国必胜。”虽然斯大林的回电没有表现出蒋介石所希望的热情，多是些场面话，但还是有些价值的——斯大林希望蒋介石排除“对日议和及和平之可能性”。这句话透露出的信息，给蒋介石的决策以很大的信心，于是他于22日就复电斯大林说：“日本无论如何，必为中苏两国共同之敌人。”

    总之，轴心国集团形成后，蒋介石有些左右逢源的余地了，比苦撑待变时强得多。

    蒋介石会因此加大对日作战的力度吗？对此，毛泽东说蒋是“待价而沽”。周恩来进一步分析道：

    三国协定后，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此正是蒋大喜之时，故蒋于日军退出南宁、斯大林复电之后，立往成都，此行决非偶然……蒋现在处于三个阵营争夺之中，他认为以一身暂时兼做戴高乐、贝当、基马尔最能左右逢源。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让其夫人及英美派拉英美，朱家骅、桂永清拉德，让亲日派谈和，让孙（科）、冯（玉祥）亲苏，让何（应钦）、白（崇禧）反共，以便他居中选择，并以反共为轴心来运用。

    周恩来的可谓条分缕析，入骨三分。

    正是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蒋介石认为时机对他有利。可能从这一刻起，“安内”重于“攘外”的念头又一次爬上他的心际。与日本不得不打的几次会战，的确也让他元气大伤；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在他看来大势已定，那还有什么必要把老本折在对一个“必败”的日本的作战上呢？毕竟，在他看来真正威胁自己的还是共产党。于是乎，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念头，渐渐地在他的头脑中酝酿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