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整个国际为范围来论断中日战争的归趋，就一定要坚持到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才是真正的解决”。“欧洲战事业已发生……我们已经获得一个中国问题将随世界问题之解决而解决的基础”。这表明他对抗战与外援的根本认识，将中国抗战的前途完全寄托在外部的力量上。及至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蒋介石大喜过望，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实求之不得者，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矣。”当时德意日的行动方向不明，德军西攻还是东攻，日军南进还是北进，皆在未知中，但无论如何，中国能否拖住日本大量兵力，减少对其他方面的压力，则为英、美所共同关心的问题。

    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蒋介石开始重新拟定他的“国际战略”。他认为日军无论南进还是北进，都再无力西进，重庆可保无恙，故“中倭媾和为‘下策’，……参加英美战线为‘中策’”，因为英、美、苏之间尚存龃龉，倘贸然从事，“遭俄国忌恨，更促其对我断绝关系”。“……独以倭寇为敌而对英美、对德意皆采中立政策，以待俄国表明态度，……我乃决定取舍。……乃为目前惟一之上策也”。蒋介石还认为中日战争，“势必为世界战争之一环”，但现在美、苏尚未参战不必急于表态。日本一旦南进，则可自保实力，“以待美倭海战之结果”，“如果实力再损，则俄必助中共组织中国苏维埃人民政府，……只要我能维持既有实力，则俄亦不能积极为害于我”。但是重庆国民政府的实际外交活动表明，除保存实力，消极抗日一点始终未变外，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他们交替或同时运用蒋介石所提出的上中下三策。

    正如1940年11月1日周恩来所指出，蒋介石认为“自己最能左右逢源，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让其夫人及英美派拉英美，朱家骅、桂永清拉德，让亲日派谈和，让孙（科）、冯（玉祥）亲苏”。

    蒋介石认为：由于日本的侵华战争，在总体上与德、意两国的对外扩张政策是一致的，这就势必损害美、英等国的利益。因此，他坚信中国的孤军奋战状况，定有转机。

    1939年10月底，在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曾向他的将军们鼓劲打气。他说，自德、意两国在欧洲发动侵略战争起，东方和西方的战争就紧紧连在一起了，因此，中国的抗战就决不是孤立无援的。蒋介石心中有数：日本人要打败中国不可能，中国人要单独将日本军队打出中国去，至少在短期内也是不大可能的。因此，他在会上提出，中国问题的解决，有待于世界问题的解决；中国问题的解决，必将得到世界民主国家的支持和援助。我国我军今后的任务就是坚决抗战，决不和谈，决不妥协，力争取得最后胜利。

    1940年，是世界局势急剧动荡的一年，日本政局不稳定。希特勒在欧洲战场的“赫赫战功”，使日本军部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法西斯魔头，垂涎欲滴，一心想拿到东南亚的资源。

    在近卫文第二次组阁的第四天，就通过了一项新的国策。这项国策的基本目的是实现日本的霸权，也就是说，建立在日本领导下的“大东亚新秩序”。为此，对内实行全国动员，加紧扩军备战，实行军事计划经济；对外，要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三国条约，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要设法与美保持“和解”；对华加强诱降，促进蒋、汪合流，争取尽早解决中国问题。

    总之，日本要趁欧战之机，侵入东南亚或更远的地方，攫取战略物资，掠夺英、美的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