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蒋介石方面来说，之所以要和谈，也是外交的需要。当时的英、美两国，对中国的抗战抱着一种矛盾的心态。他们既想让中国继续抗战，拖住日本，但同时又想置身事外，不愿意给中国提供援助。为了给英、美施加压力，蒋介石就做出和谈的姿态，这一招屡试不爽，每当形势紧急之时，美国就要宣布增加对华援助，所以，秘密的与日和谈也成为给英、美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段。除此之外，也是为了推迟汪精卫伪政权成立的时间。蒋介石明白，日本人既想扶植汪政权，但又对其没有信心，所以，重庆方面就以和谈为诱饵，不断地让日本人推迟汪伪政府的建立时间。同时，当时的世界局势瞬息万变，蒋介石与日本保持接触，也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静观时变。在双方各怀目的的情况下，所谓的“桐工作”就应运而生。

    1939年，在世界上最值得关注的事情莫过于当年9月1日德军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拉开了序幕，接着，德军又横扫欧洲，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占据了欧洲大片的领土。

    散会后，铃木离开澳门返回香港，今井和臼井乘“云阳丸”到达广州，在这里改乘飞机返回东京汇报。可是由于气候恶劣，在太刀洗被迫降落。两天后今井送臼井回东京，他自己则返回了南京，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和其他首脑，汇报了会谈的情况。

    第二次中日双方委员的预备会议，因为日方的翻译坂田和矢仓两位特派员在香港的日本旅馆松原饭店正和洪帮的人员接头，突然被香港的民政厅警察包围逮捕，曾被投进监狱，为了保持会谈的秘密，他们决定将会议的地点改在澳门。

    验证完了，宋子良先站起身解释他此次改名宋子杰的意思是因为日本驻上海的和知鹰二曾向新闻界披露了今井来港密谈的任务，深恐在香港引起对宋氏兄弟的人身安全问题。追踪过宋子良真假的今井武夫这时只淡然笑一笑，表示对改名之事予以充分谅解。于是会议便就双方带来的停战协定草案，逐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气氛是和谐的，完全不像两个正在交战的国家。会上，当谈判到“和平实现”后如何配合讨伐共产党的问题时，国民政府代表陈超霖才变得那么痛心疾首和慷慨激昂。

    1940年6月4日的午后，大雨滂沱，于一片白茫茫的雨雾笼罩中，那艘“白银丸”在澳门港口靠了岸。熟悉这一带地理的铃木卓尔，带着今井武夫、臼井大佐和新从总司令部调拨的翻译内之宫中尉，一行四人下了船。为了躲避外间的注意，他们一上岸便装作不认识而分别住宿。今井和臼井住进贝拉比斯塔旅馆；铃木住在三和公司；内之宫在利贝拉旅馆下榻。另外，陆军总司令部还派来专驻澳门熟悉地理风俗习惯的片山参谋，担任联络官，专门负责这次会谈的联络事宜。

    “桐工作”，也称“宋子良工作”，日本人从1939年11月就开始着手进行此项工作，其目的就是尽快使国民政府投降，结束对华战事。在战争初期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日本人为何现在又要对蒋介石进行诱降呢？说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回头看看1939年的世界与中国。

    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阁下。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任务是解决事变第一，作战第二，这就意味着武力不再是解决中国事变的惟一方式。于是，曾在对汪精卫诱降过程中起过关键作用的今井武夫大佐，主动要求调到总派遣军司令部工作，就任主管情报及政务的第二课兼第四课课长，决心施展他在诱降方面的才干，进行新的对重庆的“和平”工作。

    会谈一直到午夜三时方散。回到旅馆后，今井打开了当天的报纸，见报端以赫然醒目的标题发表了“宋美龄来港就医，治疗牙疾”的消息，他对同室的臼井大佐说：

    “是啊，你想想看，一旦召开日中的巨头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