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上海已处于无政府状态，孙传芳的联军与张宗昌的鲁军新旧交替。北伐军五路出兵攻打孙、张二部。同时，分三路向上海进攻：一、进攻松江；二、由宜兴包抄苏州；三、由宁波夺浦东。

    也就在这一天，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发出了一个强音：上海革命的时机完全到了！准备马上大罢工、大暴动！

    还是这一天，已经摆脱病魔困拢的陈独秀，还是习惯地痛苦地沉着脸，他在特委会议上提出：为加紧准备工作起见，应规定6号（礼拜日）为准备罢工期，实际上的行动，要临时决定。

    军事方面已做好起义的准备。

    3月5日，特委会又集中讨论了起义的时机问题。

    周恩来汇报：“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了。力量集中在闸北，分5个区，引翔港管靶子场以东，杨树浦管靶子路以上，闸北管五区湖州会馆等，小沙渡管四区，防止警署从麦根路来。所有参加起义的人员，都要随时随地夺取武装，做破坏铁路运动。”

    “依你看，指挥人员应处于何地呢？”陈独秀问。

    “应分南市和闸北两地。”

    “让我们来确定一下各区的负责人吧。”

    经陈独秀提议，特委会决定，闸北由赵世炎和顾顺章负责；南市由周恩来和徐梅坤负责。如南市不重要，周恩来调闸北，徐梅坤、陆震留南市。浦东另有3人负责。

    起义时机还是由陈独秀来定，最初他提出：“不要太早。”其标准有两个：一是上海已没有驻兵；二是北伐军到松江后仍继续前进，或者等它到上海南郊的龙华。

    周恩来不同意，他主张：“假使松江攻下，必可动，因毕庶澄决不致再守上海。若苏州攻下，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固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一部分溃散。”

    陈独秀想了一下，自己并无大的把握，转而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说：“一，如果松江打下；二，或者苏州被北伐军攻下；三，麦根路与北站的敌兵开始向苏州退，这3个条件只要有一个，就决定行动。”

    会上对起义的指挥机构进行了讨论，决定整个行动由特务会议指挥，紧急情况下由罗亦农、周恩来、汪寿华、陈独秀四人负责。

    会议还决定，仍要积极争取钮永建，希望他同意工人举行武装起义。

    当天罗亦农就去找钮永建。罗亦农身材魁梧，生性活泼，极富口才，有争取人的本领，他见了钮永建，寒暄一番，便婉转提出：工人暴动，是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这个时候，市区最容易混乱不堪，难免没有趁火打劫之徒。为防止抢劫，很需要工人来治安，现在工人的情绪很高，我看对此不便遏抑。

    钮永建沉默了好一阵，最后才说：“既然你说罢工是欢迎北伐军，又能维持上海治安，还可以防止抢劫，那就同意工人举行总罢工吧。”

    当然，钮永建有钮永建的算盘。在北伐军向上海方面进军的同时，国民党钮永建与鲁军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的谈判也在进行。钮永建企图说服毕庶澄投诚国民革命军。为此，北伐军向上海的进军非常缓慢。起义的日程在一天天挨近，可北伐军还在上海周围蜗行。

    陈独秀心里也火急火燎。在3月10日的政治分会上，他耐不住性子，直接向钮永建提出：“你要催北伐军，对松江和苏州、常州的进攻要积极一些，不然鲁军防署完密或安全退却，南京方面的力量就会强大起来而不好对付。”

    “我是在积极工作，可这个事情是急不起来的，欲速则不达。”钮永建说着他自己的考虑，“打通关系需要钱啊。”

    陈独秀倒是一下窥见钮永建的深处，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夺下上海，则不但可以筹出许多军费，可以给前线去用，且可在世界上发生巨大影响，壮大革命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