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上海工商界上层推派虞洽卿和四行储蓄会经理钱新之到南昌去见蒋介石，支持蒋介石反共。

    3月22日，上海金融资本家组织起来，成立上海商业联合会。该组织也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

    3月26日，蒋介石到上海的当天晚上，虞洽卿就到龙华见他，商量组织替蒋介石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问题。蒋介石兴奋起来的时候也拍大腿：“好哇好哇，本人极赞同你们商业联合会的宗旨，当然，本人也抱维持资本家主张。”

    虞洽卿回去给商联会的委员一传达，那些不老不少的大亨们竟兴奋地眼里跑泪，七嘴八舌地争说是救星来了。于是当即推举吴蕴斋、虞洽卿、王晓籁等29人为代表，去求见蒋介石。资本家希望结识带枪的人，带枪的人当然愿意傍上口袋里叮当响的人。蒋介石哪有不见之理？而且欢喜得话也文绉起来：“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关于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

    在得到蒋介石的保证后，资本家们开始拍口袋，纷纷解囊。

    4月1日，由银行公会拿出200万元，钱业公会拿出100万元，全部交给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资本家拿出了同样的300万元）。又据4月9日的《密勒氏评论报》透露，为了支持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政变，帝国主义和上海资产阶级资助蒋介石共1500万元。这笔款项的分配是蒋介石得1200万元，白崇禧得150万元，周凤歧得100万元，青洪帮流氓得50万元。

    钱有了，蒋介石又回头关照枪和权。

    权、枪、钱是蒋介石政治乃至生命的三原色。

    4月2日，蒋介石在高昌庙江南造船厂里面的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部，召开紧急秘密会议。黄绍竑、李济深都是得到蒋介石的急电后匆匆赶来的。一些军政要员也相继来沪。

    一时间，上海成为一切反革命势力的集中地，形成了一个反革命司令部。

    周恩来曾形象地概括蒋介石这个反革命司令部说：参谋部是“五老会议”——张静江是主席，吴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军师；大将是“四大金刚”——白崇禧、李济深、黄绍竑、何应钦。

    有很长时间，当年参与“四一二”政变策划，后来又反蒋以至投入人民阵营的诸将们，不愿重提此事，其心境自然可以想见。但是其中的有些人物如：黄绍竑、李济深等，在其晚年，却主动反省了这些往事。

    黄绍竑60年代的回忆文章中写道：“4月2日蒋介石在上海召集的秘密反共会议，是发动这次政变的一个重要枢纽，我和民革故主席李济深都参加过那次会议。这次反革命政变使大批的工人和共产党员遭到屠杀，使中国革命事业受到严重的挫折。我过去对于这一段充满血腥的罪恶历史，是不愿意接触的。李济深主席在世的时候，他曾经鼓励我写历史资料。他说：‘你应该把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就你所知道的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如果有哪些不清楚的地方，我还可以告诉你。’现在李济深主席不幸去世了，参加过那次反共会议的，在大陆只有我一个人了，因此，我觉得更有责任把这一段经过写出来 ”

    黄绍竑的回忆使我们了解了会议的许多细节。蒋介石身着笔挺的细呢上将军服，目光凶狠，严肃矜持，刻意掩饰着激动：“民国13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