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下旬，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鉴于蒋介石一天天走向反动，曾拟了一个俟机逮捕蒋介石的计划，想交给程潜执行。参加会议的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张国焘：“连日少数要人集议的结果，决定责成二、六两军控制南京地区，不使蒋氏在南京另建中心的阴谋得逞。”

    张国焘不无担心：“蒋介石性情乖戾，不会束手就擒的。”

    “他如违抗，江右军总指挥便可根据国民政府的密令，将他逮捕起来。”

    “谁想出这个主意？”

    “最初好像是鲍罗廷提出，大家都一致同意的。”

    3月25日，程潜来电报告江右军已经占领南京，26日早6时，林伯渠便携密令从汉口赶往南京。因事关重大，行前他还同各位老友又商谈一遍。国民党左派要人邓演达、顾孟余，张发奎亦赶到林的寓所送行。

    林伯渠这次赴宁，公开的名义是代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慰问前线将士。同行的还有多名随员。郭沫若本来也是慰劳代表之一，因有事羁留南昌，未能同行。林伯渠对蒋的倒行逆施早已义愤填膺，此次肩负捉蒋重任，心情自然是兴奋中夹带着紧张。密令是由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亲笔写在绸料上，又由林伯渠将其缝在衣缝内。那一天，他刚过了41岁生日。他那时的形象已经跟后来差不多了：一副眼镜，头发整整齐齐地梳向后面，上唇蓄着短须。坐在船上，闲来无事，林伯渠的脑海里出现了一幅幅捉蒋的场面，甚至公审、押赴刑场。

    他哪里知道，从他出发之日起，捉蒋已成泡影：

    原来，就在武汉决定逮捕蒋介石的那几天，蒋介石派人到汉口，叫同样受到武汉政府谴责的陈果夫赶快离开汉口，并嘱他在离开之前，与谭延闿接洽一次。

    陈果夫与谭延闿联系后，直到晚上1点多钟才见上面。谭延闿要陈果夫给蒋带口信，说：“我的见解不及蒋先生，我初以为此间情况不严重，到此一看，才知严重性远出我想像之外。现在我己不能和你一样的自由了，要想离去亦不可能。但将来必回南京随蒋先生，并且今后一定必能听蒋先生的话，请告蒋先生，不久必可在南京会面。”说时，几至泪下。

    当晚，陈果夫向谭延闿告别，于2时许下船。他离开汉口时，蒋介石尚在安庆，很可能在蒋还未去南京之前，他就将谭说的这一席话电告了蒋介石，因而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

    第二日，3月25日，蒋介石已经由芜湖乘舰驶抵南京江面，并于次日驶向上海。

    就是说，在林伯渠离开武汉时，蒋已去了上海。另一个情况是，在林离开武汉时，蒋介石已电召程潜至沪，委任程为南京卫戍司令，并将帝国主义和上海买办资产阶级给他的2000万元反共经费调拨一部分给程潜。程潜通过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及与李济深、黄绍竑、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接触中，得知蒋介石等人将要“清党”，同武汉决裂。他当时虽然不完全赞成蒋介石、吴稚晖等人的主张，但主张“调和”，表示愿赴武汉劝和。在这种情况下，再让他逮捕蒋介石，不论从哪一方面讲，都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林伯渠对此一无所知。当他满怀希望赶往南京时，等待他的自然不是好运。

    3月30日薄暮时分，林伯渠走下码头。他住下后得知程潜、白崇禧、何应钦正好刚刚从沪归来，便连夜登门，将“密令”从衣缝里取出，当面交给程潜。程潜当即展开绸料，只见赫然几字跳入眼帘：蒋介石不日自安庆乘军舰东下、到达南京之日，请即将其扣押云云。

    程潜持着密令的手在微微颤抖，两只眼睛凝视不动，半晌不语，面壁沉思。一会儿，程潜突然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向林伯渠倾诉起来。尽管数落的都是蒋介石的逆行，但对密令所言之事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