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到达上海前，也正是共产党中央紧张地准备应付蒋介石突然政变的时候。本来绷得紧紧的弦，在汪精卫到来的一夜间，松弛下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一贯认为汪精卫是“左派”的领袖，再就是汪精卫途经莫斯科时，共产国际和苏维埃政府答应给他全力支持。

    应该说，在1926年以前，斯大林基本上是要中国共产党全力去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掌握的国民革命军。进入1927年，情况有所变化。就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结束不久，中国就发生了蒋介石同武汉国民政府的迁都之争。

    在上海的3名共产国际代表向斯大林汇报说，这次迁都之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府所在地的争论。问题在于国民革命运动同群众和共产党一道前进，还是同已在策划与日本和奉系妥协的独裁者蒋介石一道前进”。指出蒋介石2月21日的演讲是最后公开抛出的杀人演说，特别是提出上海问题目前有特殊意义，蒋介石需要上海作为继续反对左派和共产党、同北方和帝国主义进行交易的基地。蒋介石急冲冲进攻上海，因为他认为只有占领上海，他才能在同左派争夺国民党领导权的斗争中得到绝对优势。中国资产阶级也企望通过蒋介石保持自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上海已经成了决定无产阶级领导权能否实现的关键，而蒋介石已经成了反革命的旗帜。

    这些话不谓不实际，不谓不深刻。就连一直主张革命阵营不要分化太快、不同意鲍罗廷的联唐（生智）反蒋的维经斯基，去了一趟南昌，返回武汉后，连呼不得了，事态已无法挽救，上海就要被蒋介石变成右派的一个堡垒！

    共产国际也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示：共产党千万不要掩饰国民党右派背信弃义的反动政策，必须动员群众团结在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周围，使国民党右派在政治上名誉扫地，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似乎共产国际已十分清楚地认定蒋介石是国民党右派了。然而，他们对蒋介石以及中国革命形势仍抱乐观态度。1927年3月16日，《真理报》发表社论：认为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不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观点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这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又说，帝国主义者力图把中国一些军事领导人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这是枉费心机的。社论最后说，中国革命的道路固然艰巨，但没有理由产生悲观主义。

    面对上海即将发生的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紧张形势，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国共产党指示：在群众中开展一次运动，反对已在策划中的政变，并开展一次反右派的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地位，我们不要匆促地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去，必要时须隐藏起来。

    与此同时，斯大林希望利用右派。他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说：为什么要驱逐右派？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能干的人，他们领导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而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他们同富商也有联系，他们可以在那里筹措资金。因此要充分利用他们，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后再扔掉。

    最后这句话太形象了。太形象的话很容易铭记。

    陈独秀一辈子没忘。而且，当汪精卫路经莫斯科，共产国际认为他是左派的领袖，答应全力支持他。汪精卫回国后，蒋介石利用反革命的手，发出通电后，莫斯科更是非常乐观。4月5日，《真理报》再次撰文说：国民党可望继续支持革命的工农和民主群众；国民党内关于个人领导问题上的争论已经解决；蒋介石已完全同意国民党员中间的分歧由集体来解决，全体党员必须服从由此产生的决议。蒋介石已表示愿意绝对服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汪精卫的归来，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都寄予极大希望。

    罗亦农经过短暂接触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