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提议先打南京的蒋介石，然后北伐张作霖。但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主张直接由武汉出师河南进行北伐。鲍罗廷主张北伐到西北去，打通国际即中国与苏联之间的路线。罗易则着眼于布置巩固武汉政府的防线。

    中共中央内部，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等赞成鲍罗廷直接北伐的主张。

    蔡和森主张在立即实行土地革命条件下进行北伐。张国焘、谭平山主张南征。

    最后，北伐主张占上风。

    在素以家长自居的陈独秀看来，党内和他能够并驾齐驱的人，只有李大钊够资格。其余的在中央领导层的人，不过是他的学生、翻译或顾问，根本不放在他眼里。陈独秀最得力的助手彭述之，处处维护陈独秀的家长之尊，同时紧紧抓住陈独秀，挟陈以自重。动辄说：老先生的意见同我一般。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除了陈独秀以外，非他莫属。所以在党中央，与陈独秀相左的意见很难通过。

    陈独秀还是不赞成先打蒋后北伐的意见。他对着上海区委打来的电报直摇头：“现在罗易和鲍罗廷都拿不定主意，罗易要巩固两湖，鲍罗廷要北伐京津，我看国民政府能免掉蒋介石的职，通缉蒋就不错了，叫他东征，很难的。”

    当时虽然中国革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从共产国际传出的消息给人的印象是：中国革命好像是跨进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今后只要和国民党左派继续在武汉保持密切合作，继续按既定方针办，革命仍能如原来设想那样走向胜利。许多不明究竟的党员，以为形势真的只是暂时明暗不定，很快又会阳光普照的，所以思想上虽有许多疑问，却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举棋不定中，陈独秀又去找汪精卫商议。汪精卫反复权衡了武汉国民政府中的两派意见，决定继续北伐，同时成立一个土地委员会，研究土地问题。

    4月18日，经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决定，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率军于19日出师北伐。土地委员会开会时，也邀请陈独秀参加。参加会议的还有邓演达、徐谦、谭平山、顾孟余、毛泽东等人。谭平山是国民党农业部长，毛泽东是中共中央农委书记。陈独秀对土地问题的原则和方法提了六七条意见，他强调解决土地之先决问题，必须给农民以武装及政权，但谁给农民以武装和政权？毛泽东听了直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