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坚守在上海的周恩来，不但经常变换住址，就连身上的衣服式样也要经常倒换。有时是西装革履，有时是中式棉袍，有时还要加上一副圆圆的墨镜。他是要离开上海了，但是邓颖超仍在广州，有消息说，广州的反动军队已经行动了，妊娠中的邓颖超定是雪上加霜。他越想越不放心，就给广东区委发了封密电，要邓颖超速速离粤来沪。

    邓颖超接到电报时，还住在医院里。她是4月初临产的，可惜又遇上难产，超重的胎儿生下便夭折了。她的母亲杨振德守在身边照料她。她从报上才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是周恩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4月15日，反革命的风暴刮向广州，军阀四处出动搜捕共产党人。周恩来、邓颖超原来居住的南华银行二楼广东区委机关被军警搜查，住在那里的3位同志先后被捕。一个第二天惨遭杀害；另两个死于狱中。周恩来的电报到达时，一位机警的同志赶在搜查前把它转到邓颖超手里。她听着街上不时呼啸而过的警车，心里焦急不安。这时，妇女部的陈铁军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告诉她党组织的决定：你已被列入通缉者的名单，火速离开这里。

    陈铁军一走，邓颖超就试着下地。可医院人生地不熟，往哪儿躲呢？接产的老医生王德馨也觉出气氛不对，问邓颖超有什么需要帮助的。王德馨是个善良的基督教徒，因为没有接活邓颖超的孩子，心里不免有些内疚。邓颖超也看出王医生是个好心人，便把她面临的险境告诉了她。

    王德馨略一思索，拉上邓颖超母女俩：“走，我给你们找个地方暂避。”她把她俩拉到医院后面一间小屋，等到医院定期派德国人的采药船去香港时，找机会把她俩送走。

    邓颖超如愿成行，在香港住了几天，搭海轮去了上海。

    邓颖超和母亲到达上海时，正好是5月1日。轮船开到公共祖界码头，大批印度籍的英国巡捕上了轮船的舷梯，好像要找什么人，堵了好长时间才放行。她俩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按周恩来在密电中暗示的接头办法，到《申报》馆去登寻人启事，大意是说：伍豪，你久已不要的妻子，现在我把她带来上海，你见报后，可来某某旅馆相见。母振德。

    当时国民党还不清楚伍豪是周恩来的代号。

    周恩来一看报纸又惊又喜。喜的是邓颖超己到上海，惊的是这家旅馆昨天刚抓走几个外地来沪找党中央的干部。他马上派交通员赶到旅馆，把邓颖超送进一家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让杨振德住在一个可靠的同志家里。邓颖超在那里养了两个星期，身体已经复元，伤心的是，因为这次生产损伤了子宫，很可能再也不能怀孕了。她顾不得这些，每天出去找房子，终于找到一间，比较隐蔽，周恩来搬来同住。

    风声越来越紧，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也证实，上海敌人正悬赏2.5万元缉拿周恩来。

    周恩来决定先动身去武汉。陈赓拿出一条黑色细呢裤子、上衣、领带和棕色尖皮鞋。“试一下吧，我看尺寸差不多。”陈赓擦去帽檐上的灰尘，递给周恩来。陈赓是黄埔一期的共产党员，一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军事工作。不久前他去苏联学习了3个月的“契卡”（秘密保安人员），回来就赶上蒋介石的大屠杀。他在苏联学会的化装术正好派上用场。他已经化装成水手，将把周恩来打扮成船长或大副。

    “等一等，”周恩来拿出一张两寸的照片，让陈赓辨认：“你看这是谁？”

    照片上的人梳着中间开缝的分头，戴着一副眼镜。陈赓回忆着，好像从来没见过。

    “黄埔军校的。”周恩来提示一句。

    “不认识。”陈赓摇摇头。

    “哈哈，是我！”周恩来笑起来。

    “这是我化装后照的，办出国护照怕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