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底，共产国际有关武装斗争的指示传到中国。特别是那个史称“五月指示”的电报，完全是斯大林式的口吻：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2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5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个工作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不能只是劝告。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

    罗易接到这个电报，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磋商。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也出席会议。

    陈独秀看了电报，又是半晌不吭声。因为电报的内容刚好是前几天他才否定过的。蔡和森是个武装暴动最积极的倡导者；周恩来和吴玉章也是三番五次提议要建共产党的独立武装；毛泽东一开口就是土地革命，这些被他陈独秀否定了，现在再来宣布共产国际的电报，岂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他试探着说：“我的意见是先不要把这个电报的内容说出去，以免引起思想上的混乱。”

    蔡和森自然不同意：“不拿出电报，不是扣压国际指示吗？湖南等地的同志们很需要电报的支持。”

    鲍罗廷和维经斯基意见一致：“莫斯科太不了解武汉的局势，汪精卫能组织起革命军事法庭去惩办蒋介石？”

    罗易对汪精卫寄予更大的希望：“跟汪精卫商量商量吧，看他同意不同意，同意了就可以执行。”

    中共委员们对罗易的空谈是厌恶的，但他的所谓“加深革命、巩固武汉 路线和土地革命”的口号有“五大”的决议做护身符，谁也无法否定他。另一位国际“大人”鲍罗廷所主张的“广泛联合、向西北发展和纠正工农运动过火”，也不是中共委员们欣赏的。鲍罗廷在理论上虽然难于自圆其说，但他抓住现实的本领比罗易不知强多少倍，所以往往能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这样一来，对书生气十足的陈独秀和瞿秋白来说，倒是能够接近起来。于是他们多以罗易不懂中国实情为由，采纳老鲍的具体建议。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避开罗氏与鲍氏之间的争论。

    当时流行一句话：中共中央是在十字街头徘徊着。看来不假。

    陈独秀忙着给国际回电。又是那套原则同意具体否定的老把戏：“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他写道，接着笔头一转，“中国共产党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我们必须吸引住他们的左派领导人，并达成一个共同的政纲，如果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当他面前出现那个年轻的毛泽东指手画脚大谈湖南农民运动的画面时，气又不打一处来，情不自禁地借题发挥起来：农民运动在湖南发展特别迅速。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运 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夏斗寅叛变和长沙事变是这种普遍故意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为。对土豪劣绅和土匪的联合进攻（虽然得到小地主和一般地主的支持）应加以制止，使我们有可能集中力量抗击反动派。否则，将立即引起与大部分反动军队的冲突，与国民党发生分裂，而我们将变成反对党。国民党中总的情绪是既要与蒋介石作斗争，同时也要镇压共产党。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

    陈独秀的最后一句话倒是说对了。

    5月29日，唐生智公开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