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态度的通电。他表示反共，电文中指出“湘省党务悉为跨党暴徒及本党不良分子所操纵”。他一改向来容忍中共在湖南活动的态度，表面上是受部属要求的压力和“马日事变”既成事实的影响，实际上似是大势所趋，他个人蕴藏于内心的真意，到了可以表面化的时候。他仍希望捧着汪精卫反蒋，他的反共态度的表明，是否事先得到汪的同意固是疑问；但汪从此采取向右转的态度，则是明显的事实。

    武汉整个局势的转变，也以此为标志。唐生智再不是鲍罗廷的支持者，而是汪精卫门下“被夹攻中”的健将了。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曾寄予希望的冯玉祥变得愈来愈右了。一段时间内，他的确有许多反蒋的言论，但他并没有对左派势力承担什么重大的政治责任。他喜欢宠统地谈论革命，并同情农民，但态度是既不支持，也不干涉。但现在他开始向右转了。他规定对陕西的共产党报纸进行严格检查，决定对刊登一篇号召农民采取革命行动的文章的编辑进行严惩。规定对有“越轨行动”的农民实行惩治，直至枪决。如今，冯玉祥在对指挥人员讲话时断言：“农民反对绅士的斗争对革命事业是有害的。”当西安一家不大的兵工厂开始经济罢工时，罢工领导人遭到逮捕。

    1927年6月，几个著名的共产党人被捕。此前一个月，他曾对军队政治工作人员宣布，凡召集秘密会议者将予惩处，还要求政治工作人员签字同意他制定的宣传口号。这一切都是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在冯玉祥控制的地区，党组织始终是不公开的。冯玉祥几个月来闭守在自己的地盘，没有给国民革命军以积极援助。当他决定同武汉政权联合作战后也没有打几次大仗。最大的仗是洛阳战役。但参战的敌军也不过几千人。

    4月，洛阳地区的红枪会举行了反对豫军将领的大起义，起义席卷了四五个县，引起了历时3周的激烈战斗，这使得冯部的行动减少了困难。数百个村庄遭到破坏，老百姓被洗劫一空，果树被砍光，甚至坛坛罐罐也被砸碎了。冯占领洛阳以后，虽然武汉政府的领袖们多次打电报催促他积极行动，他还是不急于继续前进，直到5月30、31日才攻克了郑州和开封。

    冯玉祥对蒋介石的政变及其采取的政治态度，很长时间没有发表任何声明。冯还在西安时，武汉的代表和蒋介石的代表都来找冯，进行游说。蒋介石建议冯，在奉军击溃国民革命军前，不要出兵打奉军；然后，他们两家再跟阎锡山联合起来反对胜利者。这一番劝诱果然生效。冯玉祥的将领们被武汉地区的革命事变和经济困难吓坏了，他们尤其害怕孤军对付强大的奉军。一夜之间渲关墙上的反蒋标语消失了，两天后，一种批蒋的小册子被收回，最后向全军下令禁止反蒋宣传。从1927年5月中旬起，原武汉国民党中的左派领袖徐谦成了冯玉祥的“第二个我”，他竭力促使冯投靠蒋。在郑州同“左派”举行的会议上，冯装聋作哑，而在军事会议上他又提出在西北与河南组织政府。此后，冯控制区的国民党西安政治分会补充了一些右派，而一位共产党员、该机构的书记长却被撤了职。冯玉祥声称，共产党员占多数的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执行了一项引起后方混乱的错误政策。为了改组省党部，政治委员会组成了以徐谦为首的新党部，新党部中是清一色的右派。

    6月中旬，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议上共同签署了一份反对共产党人、要求鲍罗廷离开的电报，这样，冯完全跌入了反动派阵营中了。像冯玉祥这样一位当时在中国的风云人物中的变化是非常典型和发人深省的。国民党其他许多领导人都经历了从发表最革命的冠冕堂皇的声明到悄然背叛革命利益的类似道路。

    武汉的左派政权，本极脆弱；作为左派领袖的汪精卫，更是一直动摇不定的。他反对蒋介石的军人独裁，是想自己取而代之，他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