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革命锋芒，但又想暂且利用之。他也记得孙中山遗教中的联俄联共，但自欧游归来以后，似又觉得苏联在国际上的势力，究竟脆弱，不足以凭借取胜。他也许对鲍罗廷和中共在“三二零”事变中没有坚决支持他一事，一直未能忘怀。他常常挂在口边的“一直陷于左右派的夹攻之中”的话，似乎就是这种心境的写照。

    汪精卫自4月10日到达武汉以后，态度逐渐右转的迹象是非常明显的。

    最初他确也高举过“党权”的旗帜，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异动。4月17日开除蒋介石党籍的决议，就是由他任主席的会议上通过的。他在陈独秀到达武汉之后（约在4月20日左右），曾积极促成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举行，想以此稳定反蒋阵线。可是，不到几天，他在两党联席会议上的言论，就开始有了变化。这大概是由于他了解了武汉的内部情况以后，感觉反蒋的前途未可乐观，不得不留条后路。因而他的论调，已不是什么“东征讨蒋”，而是“纠正工农运动过火”了。

    这样一来，此一会议同样也流于谈话会的性质，往往是汪精卫在那里叙述一些工农运动过火的事实，再由健谈的陈独秀起而唱和一番，加以若干轻描淡写的答辩而已。就这样，中共与汪精卫式的“左派”脆弱地维系着。就在这个微妙莫测的关头，罗易的一个不可理解的举动，使得政治天平顷刻倾斜了。

    罗易与汪精卫会面时，有意无意地提到莫斯科的“五月指示”。汪精卫不觉一愣，忙问是否能拿出来一看？这几天罗易一直苦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不肯贯彻他的主张，他找汪精卫诉苦，汪精卫就敷衍他。但汪有一副诚诚恳恳的外貌和慷慨激昂的革命言词，罗易很可能被这种假相迷惑，或者他本人就希望在汪的身上创造出奇迹来，以证明他的主张高于鲍罗廷等人。不管怎么说，他把这份极重要的国际来电的抄本交给了汪精卫。汪精卫看着电报，努力掩饰着吃惊，一反常态，脸色很不好看他说：此电报的内容违反当年的“孙（中山）越（飞）宣言”，因为孙越宣言明确指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而这个电报却是要中国走向共产。

    罗易否认。汪精卫又把副本给周围的人看，嘴里像在给副本加注：“好好看看吧，这足以证明，不是国民党不联俄联共，而是共产国际违反它的诺言，别具消灭国民党之阴谋！”汪精卫周围的国民党要人们也谈“电”色变：“这意味着两党之间的战争啊！”

    刚从上海来到武汉的周恩来，很快从国民党内部得知罗易泄露了国际指示，报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都呆住了：书生气也不能到这个份上！其他中央委员如毛泽东后来甚至说：“谁促成了同国民党的分裂？到头来还是罗易本人。”邓颖超后来也说：“罗易这个人很不守纪律！”

    鲍罗廷气得差点拍断了烟斗杆。他和维经斯基责问罗易：“为何这样做？”

    罗易情知理短，第一次说话时缩起了身子，能言善辩的舌头也不利索了：“我，我的本意是缓和和汪的关系 ”

    愤怒的鲍罗廷将罗易泄密之事电告了国际。汪精卫得到的抄本，很快又流传到了唐生智和他的部下手中。

    唐生智的反应却有几分得意：“怎么样？我们还是赶在了共产党前面。”于是部下们便有了献媚的词汇：啊呀 唐总是有先见之明，料事如神哪。

    6月4日，便发生了江西省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将方志敏等164名共产党员“礼送”出境的事件；

    13日，汪精卫从郑州同冯玉祥会谈后回来，宣布唐生智部主力全部从河南回师武汉；

    20日，发生了前面提到的冯玉祥同蒋介石会谈后公开向右转、要求驱逐共产党员出国民党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