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6月的天气已经闷热起来。中共政治局会议室里的气氛更是沉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会议经常是先沉默，后争吵，最后由陈独秀作个令人不快的结论。开始讨论的时候，李立三、瞿秋白、陈独秀主张东征；罗易、谭平山仍主张南伐取广东。

    蔡和森则大胆地提出一个武装暴动的计划。他分析道：“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要再为他人做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一无所得！这便是说，现在我们必须坚决地、自觉地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 和武力。这便是指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湖问题应首先解决。许克祥的反革命，任他在湖南延长的发展，我们所在地的湖北，夏斗寅叛变后己有43县的农民和农协处在土劣军阀的白色恐怖之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湖反革命大暴动不解决，而高唱东征北伐，只是一句空话！”

    说着，蔡和森拿出自己早已拟好的两湖暴动计划，请大家传看。草案传到了罗易手里，他急不可耐地往下看：向长沙取围攻封锁之势绝对地不要相信和依赖国民政府合法的解决，它是故意纵容许克祥的。在此反许斗争中，应发展农军到5万以上，在最短期间应发展群众至30万以上，准备推翻现在代表土劣的国民党中央，尽量扩大武汉三镇工人纠察队及同志的武装，自动没收土地。

    罗易不做声。

    蔡和森再做鼓动：“正好不是国际有电报指示，已经就中央对土地革命的态度不坚决；平山就职演说回避土地革命提出批评了吗，这是警告，再不改变态度，将在国际机关报上公开批评了。指示中也有要求解决许克祥、农民自动没收土地，我看应该执行，不然中国革命将一败涂地！”

    他这一说，罗易坐不住了。因为泄密，就怕提国际来电，又急于洗刷自己，他顿时呼而应之：“我同意蔡和森的意见，准备发动湖南农民暴动。”

    于是中共中央与国际代表之间，组织了一个湖南特别委员会，专为指挥湖南暴动。为此事，后来又开过几次会。孰知罗易将暴动计划改了又改，所决定的款项又迟迟不到位，而中共已派出大批军事同志前去，需要计划和款项异常之急。而此时的罗易，似乎已从泄密的窘迫中摆脱出来，几天前喊叫着支持暴动的热情消耗殆尽。他听了一位同志无关紧要的报告，马上认为共产党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翻脸说暴动不可能，前次所议款项随之取消。

    这一招气坏了周恩来。他虽然年轻，却性格沉稳，很少动怒，但现在忍不住了，他再次说明：“现在浏阳、平江一带农军还有8000支枪，军事部已派了军事干部10人到那里去。计划先取湘潭，集中浏阳、平江。全力攻下反革命势力薄弱的城池，而在反动势力较强的地方则到各处打土豪劣绅，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的临时委员会。”

    “我得到的报告不是这样。即使如你所说，力量也不够。还是不要冒险。”罗易坐得直直的，恢复了他的“代表”姿势。

    “你为何如此多变？！”周恩来真的火了，“你难道不知道，叶挺的部队击败夏斗寅之后正驻军湘鄂边境；而唐生智主力的三分之二还在河南，没有来得及回师两湖。这是一个天赐良机，此时不起，更待何时？”

    罗易俯下身子在文件上签署着他的名字，飞动的笔迹刮得纸页沙沙响，嘴里说着否定词。

    周恩来敲着罗易面前的桌子：“你拨下款子，人到齐后，我亲自到湖南去指挥这次暴动。如果失败，我来负责！”

    罗易在桌上狠狠地摔着他的签字笔，大声嚷嚷：“年轻人，不要感情用事！”

    罗易的弱点，是二十世纪一些革命者的通病，正如几个月后蔡和森所说：“事后追论，罗易不失为一介书生：他总是在纸上坚持原则，而在实践上一个问题也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