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了。”

    两湖暴动计划被取消后，陈独秀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再也拿不出什么好的主张来，完全处于不知所措的慌乱境地。政治局对每个问题都是动摇的，犹豫的，不一致的，对下一步该怎么办也是迷惘不堪，在这种沉闷压抑的空气之下，人心更加涣散。

    会议室里，常常是陈独秀的烟头对着鲍罗廷的烟斗，吱吱响着，叹气加叹气。

    蔡和森的目光对着罗易的目光，有许多话要说，却无从说起……

    鲍罗廷不相信唐生智、还有冯玉祥会走得太远，他仍旧宽慰自己也宽慰别人：“我们的箱子里有吃的，他（指唐生智）肚子饿，所以他还不会跑掉。”

    罗易也正天真地给冯玉祥写着祝贺信：“共产国际授命我对您的辉煌胜利致以热烈的祝贺，并表示相信您今后还将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信末也不曾忘了缀以“此致革命的敬礼！”

    而会议室外，头顶上的乌云浓黑地聚拢来，渐渐地降低了，天色变得愈加昏暗。远处隆隆的雷声在长江之上，从这一头滚到那一头，发出巨大的回声，好像就要天塌地陷了一般。

    6月底，反共最有力的何键率领第三十五军从河南前线开回汉口，杀气腾腾地发出了反共训令。汪精卫开始公开煽动“分共”。

    在此关键时刻，中共中央秘书厅于6月23日起草了一封给上海区委的信，提出一项新的建议。一方面，主要是反对蒋介石，另一方面，如果共产党人继续坚持没收土地和武装工农，将导致同国民党的迅速破裂。在这种情况下，秘书厅认为，刺激帝国主义占领上海、福州、南京及其他城市，是更为可取的途径。这样，共产党人可以掀起新的反帝斗争，武装工农并没收土地。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之后，政治局决定停发此信，建议以“关于反帝斗争的决议”代替它。而秘书厅宣布，此函已经发往上海。在争论中，罗易指出秘书厅的信“非常危险”，其中提出的行动计划是“冒险”：“你们计划把在三次起义中受到削弱并在白色恐怖下惨遭摧残的上海无产阶级，推到比国内敌人更为强大的帝国主义手下去送死！”罗易态度变得异常生硬，鲍罗廷桀骜不驯的架势也不见了，像个生了病的绵羊。

    中共也有人猜测：老鲍怎么了，是不是国际又有什么指示？果然如此。

    一次扩大会上，任粥时问陈独秀：“听说国际有新指示，请在党内公布出来。”

    陈独秀脖子一梗，大发雷霆：“什么指示？不知道！”在座的都很奇怪。

    吴玉章问坐在旁边的张太雷：“怎么回事？”

    张太雷把椅子挪近一些，靠在吴玉章的耳廓边说，国际来电，训斥老头子，还要调回老鲍、罗易。

    吴玉章惊诧：“这样重要的指示，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

    “小声点。我也是刚刚知道，许多人都知道这回事。”

    “真不像话！”

    第二天又开会于鲍宅。一上来鲍罗廷就做了一个很长的演说。大意是说，现在国际方面有一种空气，认为我们中国党有改良主义，其实此改良主义并不存在，我的每一政策至少要比罗易10倍以上的革命；中国现状在客观上是有利于我们的；斯大林主张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对的。鲍罗廷是善于演说的。只要一演说，顿时眉飞色舞，精神十足。陈独秀似乎也受到感染，接着说：“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24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在座的中央委员们都苦笑着：两个人一唱一和，一方面文饰自己不是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另一方面攻击国际方针前后两截，中国革命的失败，国际要负全责。

    在鲍罗廷、陈独秀推卸责任的时候，处在第一线的中国共产党人仍在流血，其中包括陈独秀的亲骨肉陈延年。刚刚接到任命为江苏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