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书记的陈延年，在上海区委所在地被捕。

    7月4日深夜，被严刑毒打体无完肤的陈延年，在刽子手的乱刀之下丧生，又被五马分尸。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

    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保存农村革命力量问题。毛泽东作为农民协会会长和候补中央委员，参加了会议。他刚刚把杨开慧及3个孩子送回长沙。毛泽东对陈独秀将他调回湖南很有意见。到武汉后，他召集来武汉的湖南同志开会，商量着回湖南进行武装斗争。

    陈独秀虽然还不知儿子已经被害，但一脸疲惫，咳嗽里带着浓重的痰声。

    蔡和森主张上山。

    毛泽东同意：“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我是准备上山的。”

    陈独秀精力已无法集中，木然地点点头：“上山。”

    国际的指示已在党内宣布，鲍罗廷也藏匿不住了。

    根据国际训令，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委委员会。

    陈独秀给临时中央写了一封短函，称自己实在不能工作，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然后抽空收拾了自己的办公室。任粥时的兄弟任卓名及妹妹任秀兰和陈独秀在一个办公室工作。陈独秀临走时，兄妹二人将他送到门外。陈独秀神情憔悴，似笑非笑地咧了一下嘴，算是和大家告别。出门后，他戴上了压得低低的草帽，拿着一把大大的蒲扇，拖踏着一双黑平绒布鞋，步履蹒跚地走了。和他一起走的是秘书黄文容。

    陈独秀肚里有话，时常和后来一道成为托派的淮德治谈起。他说第五次代表大会，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大家骂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他承认思想保守是有的，总以为北伐战争，打到北京才算打倒了军阀，那时再与国民党分裂不迟。他主张先扩大后加深，说这是机会主义，不能心服。他说大家斥责他是投降主义，便使他气愤。他说：“我投降了哪个？蒋介石把延年、乔年都杀了，我投降他吗？汪精卫高唱：‘革命的到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开去’，不仅我以为他是‘左派’，连斯大林也认为他是‘左派’。”陈独秀说与“左派”保持联合，不要过早闹翻了，这是共产国际即斯大林历次给他的指示，他执行了指示。

    结果，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罪名落在他一人身上，他不服气。他说当时共产国际的代表是罗易，罗易把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关于武装工农、进行土地革命的决议，拿给汪精卫看了，汪大惊失色，于是决定反共，这难道是我陈独秀的罪过吗？他说这个指示也来得太迟了，武装工农，进行土地革命，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办到的事，接到这个指示，也无法即时执行。他说关于湖南农民运动，曾说过“过火了一点”，并没说“糟得很”，后一句是武汉政府的军阀官僚和土豪劣绅说的。关于10万农民围攻长沙，由中央下令撤退和武汉政府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和解散童子军等事，他说也不能责怪他一人，连罗易也是赞成的，他顽固地企图把这一系列的投降主义的行为，都推给共产国际，好像他并没有任总书记的职务，他竟说，“我做了斯大林的替罪羔羊”。

    “五大”并没有撤销陈独秀的职务，使他得以继续执行机会主义路线，以至使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他是个偏颇之人，而且相当自负，要他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是难以办到的。他说他们（新的党中央）要我写悔过书，过从何来，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要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要我做替罪羊，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7月12日，鲍罗廷离开汉口。他先到江西庐山小憩（后来发现，他在庐山时曾与共产党人举行秘密会议，他们正准备发动起义。然后，鲍罗廷回武汉，并于7月27日取京汉路奔洛阳。在洛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