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妥协投降的空气弥漫在中共政治局中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到达武汉。《决定》认为：武汉政府的革命作用已经完结，现在它变成了反革命的力量；中共领导机关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必须马上纠正这些错误。中共要公开宣布退出武汉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

    《决定》布置得很具体：在退出武汉国民政府时，需要发表一个原则性的政治宣言，说明采取这个步骤的理由，是因为武汉政府仇视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要求严办一切迫害工人和农民的分子，从各方面揭穿武汉政府的政策。

    7月13日，改组后的中共中央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宣言，公开谴责汪精卫集团的反共罪行，宣布撤退参加武汉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表示继续坚持同国民党和一切革命分子合作，不妥协地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政治局里不乏文思横溢之才，一些段落充满激情，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革命胜利的原因，当然不在某某总司令某某军长的善战，亦不在某某领袖的善于外交，而在于革命得到中国人民之极大多数的赞助，尤其是工农群众的努力，并且有各种被压迫阶级因反抗一切剥削而团结的坚固的革命联盟。然而最近几月的政局，使中国一切革命人民大大的失望。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及国民政府，并不实行那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及责任。国民党中央自己将人民的希望打消了，——中国人民原本是相信国民党的中央及其许多领袖是革命的！蒋介石的走狗杨森进攻鄂西；于学忠、张联升等叛变于湖北西北；夏斗寅进窥武昌；许克祥实行政变于湖南；以及最近冯玉祥表明反对工农群众运动及共产党。工农的血流遍中原，几千共产党员，在革命军进攻武昌、南昌的时候，在攻打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的时候，在广东的田间、上海、广州的街市，反抗蒋介石派叛徒的时候；在湖南、湖北反抗反动军官的时候，——战死的战死，被残杀的被残杀，凡此一切已足证明共产党永久与工农民众共同奋斗，不顾任何巨大的牺牲，——就在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抛弃劳动民众的时候，亦是如此。因此一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正如蔡和森所说：此宣言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很伟大的。当时工荷波同志说：“我们工人看了此宣言，虽然未扬眉，但觉吐了一口气——晦气！”

    7月13日宣言，是个界碑。从这里开始，武装斗争的思想成为党的发韧之举，也使南昌暴动成为可能。

    1927年8月前的政治局势真是复杂极了。即使在反共阵营里，每个集团都像一个刺猬，他们想靠在一起取暖，又怕彼此的刺扎着自己。于是这种关系变得若即若离，若近若远。冯玉祥虽然和蒋介石发表了《联合声明》，他对南京的态度并不十分明朗。从《联合声明》中也可以看出，蒋介石要推翻武汉政府的立场也未得到这位摇摆不定的将领的认可。

    但是，武汉和南京这两个营垒又必须联合起来，首先是因为经济和财政上的困难，不仅武汉捉襟见时，南京也叫苦不迭。封锁长江从经济上看对宁汉两阵营都是致命的。因此，实行宁汉合流，实际上取决于蒋、冯、唐的三角关系，而不取于各方对共产党的态度；因为在反共这一点上，所有政党多少是一致的。

    7月4日蒋介石电告冯玉祥，说他的部队已经作好进攻武汉的准备，希望冯氏告诉他是否愿意共同行动。

    7月16日蒋介石发出第二份电报，催促冯明确表态。冯王祥未作反应。不仅如此，冯玉祥还与武汉保持着频繁的接触。按冯玉祥的想法，南京与武汉联合只能在下述条件下进行：一、排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二、把共产党员及其志同道合者送国外学习。

    许多共产党人的判断是正确的，冯玉祥不相信蒋介石，因此不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