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在广东地区和粤军中很有些影响。他想把叶拉过来，以便利用其威望和才干，笼络住人心，将来控制南粤当不成问题。

    另一条路闪闪烁烁，朦朦胧胧，究竟在何方，他一时也难以说清。但有一点，他心里清清楚楚：这必定是一条充满艰辛而重新开始的路。而正是曙光之路才有希望。50年后，叶剑英曾对采访人谈起过当时的心情：“宁汉分家以后，蒋介石说汉口反革命，武汉说蒋介石反革命，两下吵。我对武汉没有多少怀疑。但蒋介石还是总司令。究竟跟着谁走？那时没人来，也没电报来。我就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月差不多都 有二三万元收入。二三万元不少了，10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师长就是个百万富翁。 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阵线已是很分明了。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所以我就下了决心，通电全国反蒋。一边倒，倒到武汉方面。”

    叶剑英定下决心，就同身边几个要好的军官谈了自己的打算：通电全国，公开反蒋。而后召集全师的军官开会，明白告诉大家：愿意革命的，拥护武汉政府的留下；拥护蒋介石，想去南京的，也请自便。叶剑英的这一举动使当时政界和军界大为震惊。原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将此事报告了蒋介石：“叶师长反我们！”蒋介石连头都没抬，嘴里说知道了，其实根本不信。陈可钰再次报告：“叶师长真的反对我们！”蒋介石偏了偏头，说：“好啦，知道了，你下去吧。”还是将信将疑。

    这时，吉安二师的右派军官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与当地右派势力勾结起来，准备闹事。叶剑英与左派军官紧急秘密商议，决定二师举行武装暴动，拉队伍北上，投向武汉国民政府。

    吉安的反动势力似有觉察，也加紧了行动。他们的矛头直指叶剑英。

    这一来，叶剑英在吉安便站不住脚了。他决定先去武汉联络。临走前，几个相近的军官和师部人员以给师座祝贺生日为名， 在师部驻地后花园，摆开几桌酒宴，席间，议论起军机。有的团长急于举事，对叶剑英说：“师座，还是快干吧！”叶剑英示之以缓：“举兵重在择时，或早或晚都受其乱。”为了掩人耳目，他和几个军官上路时都化了装，并分头起程。他刚走，二师左派军官成立了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于5月6日通电讨蒋。电文一发出，遭到右派军官的激烈反对，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二师陷于分裂状态。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见势不妙，于13日夜举行了武汉暴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反动军官，控制了部队。

    但是，这次暴动由于缺乏经验，孤军无援，很快就被朱培德第三军的杨竹轩、杨如轩所部包围缴了械。

    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这才记起陈可钰的话，大为恼火，立即吩咐下属给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起草呈文，要求将叶剑英开除出党，并加通缉。

    再说到达武汉的叶剑英，所闻所见并非是他想像中的革命政府。不要说政府自己“四面楚歌”，就是武汉市内也是米荒盐荒油荒煤荒，到处是失业的工人。在乱糟糟的现实面前，叶剑英再次陷入迷惘。他住下后，便去找军事部长谭延闿述职。他向谭延闿报告了新编二师和吉安的现状，请求接济枪械、粮饷。他哪里知道谭延闿早与蒋介石暗送秋波，是个脚踏两只船的老投机家，怎肯资助反蒋的二师呢？他劝叶剑英暂时留在武汉，看看局势的发展再说。

    叶剑英只好下榻武昌朝阳旅馆。朝阳旅馆是广东人开的，常有广东籍的客人来往和住宿。说来也巧，正在他心神不定时，遇到了梅县同乡李世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