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独立团在攻克武昌后，即扩编为第四军第二十四师，叶挺除担任师长外，还兼任了武汉卫戍司令。

    虽然北伐还在继续进行，但武汉政府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威胁下，已成动摇之势。党的“五大”期间，叶挺担负保卫大会安全的任务，尽职尽力，没出什么事。

    “五大”过后不久，就遇上蒋介石策动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联合地方军阀杨森叛变，乘革命军出师北伐，武汉空虚之际，于5月17日偷袭武汉。叛军打到了离武汉40里的纸行镇，企图一举掀翻武汉政府这只风雨飘摇的船。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束手无策，胆颤心惊，竟想在这危急关头烧毁武汉轮渡，弃城逃跑。

    叶挺闻讯，震惊不已。他分析道：敌军士气低落，他们都是被抓来的农民，不会为军阀拼死卖命，因此虽然人众却不会有大的战斗力。而我军人数虽少，却有300多共产党人支持，且有百战经验，士气高涨。

    对比之下，我军定能战胜叛军。于是，叶挺请缨，亲率大军讨伐。并传谕全线，如有临阵退缩者，执行枪毙，我全体官兵，誓为党牺牲。叶挺个头略高，不胖，但体格很好，总是衣冠严整，透出一种军人的肃穆。他同妻子和一个3岁的儿子住在武昌偏僻街道上的一个小房子里。有意思的是，当时共产党主张打倒封建礼教，解放妇女，所以党的队伍里男女相处已是平常事。叶挺对此也赞同，但是他对自己年轻貌美的妻子却防范极严，绝不轻易介绍给“同志”们一见，同事们都戏称其“金屋藏娇”。李宗仁曾不无担心地提醒张发奎：你们第四军里共产党最多，高级将领如叶挺等，都是著名的共产党，你如对他们不加约束，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

    张说叶挺和他是广东北江的小同乡，从小便在一起，可以说是如兄如弟，以他和叶的私人关系，他认为叶挺决不会和他为难的。

    李宗仁说：“共产党还谈什么私人关系，他们只知道第三国际的命令，你别做梦了。”

    张说：“不会的，决不会的。”随即举了那个“金屋藏娇”的例子，以此说明叶挺的“念旧”（也正因为有这一层关系，在决定起义的初期，叶挺也曾希望能与张发奎合作打回广东，当这个假设无法实行的时候，叶挺毅然支持了起义）。

    叶挺虽为师长，生活却十分简朴，竟至贫穷。他的另一特点是话极少，尤其是军事以外的话题。但政治上又很强，常常是一语中的。

    比如中山舰事件时，叶挺说过一句：蒋介石是第二个陈炯明，不能等闲视之；“四一二”政变时又说过：大流血的日子可能就要到来了……这些预言都被一一证实。

    再说夏斗寅一听说是叶挺的铁军来战，吓得腿都软了。但既已叛变，死活也要顶住。叶挺认为当务之急是同敌人抢时间，争阵地。当时，因部队分散在武汉各地担任警卫工作，不能同时开拔。叶挺便命令七十 二团火速挺进纸行镇。叛军闻讯集中兵力反扑，包围了纸行镇。因为众寡悬殊，七十二团处境十分困难。危急之时，叶挺率主力赶到，命令七十五团及中央独立师分头出击，又亲自到七十二团阵地，指挥部队在纸行镇正面阻击敌人。叶挺这种冒着敌人炮火、身先士卒的举动，大大激励了士兵，他们舍身奋战，连伤员也从担架上下来，冲上火线。将士用命，加之指挥得当，将敌人赶出了纸行镇，收复了汀泗桥、贺胜桥等地，武汉局势转危为安。夏斗寅叛军虽被击溃，但没有完全消灭。叶挺指挥部队继续追击，本想一鼓作气消灭叛军，可是未获汪精卫一伙允准。他们下令叶挺停止进攻，使夏斗寅的残部仍盘踞在鄂南。不久，湖南的许克祥又发动“马日事变”，捕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真是惨不忍睹。叶挺面对叛逆们的屠杀罪行，既愤慨，又忧虑，本来不多的话就更少了。他又说了一句：汪精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