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很快成功，又很快失败。多年来，党史军史工作者一直在探索原因。

    当当年起义的领袖们已经成为共和国的顶梁之帅时，回首往事，他们也曾发出过一声声的感叹。

    周恩来：这也是没有经验，只晓得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我们走了，人民群众是不高兴的。在起义失败后，当年党中央开了个会，就是责备一顿，没有总结什么经验，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有很多教训要吸取。

    朱德：当时想急于求成，要拿下广东。

    贺龙：我们当时的思想与认识微弱。

    陈毅：起义是仓促的，准备是很不充分的，因为中央没有明确的政策，不可能有很好的准备。起义所以能够胜利成功，是因为国民党也没有准备，所以城里的敌人很快就解决了。

    老人眼中的历史，是一块凝固的化石，条纹清晰。而当年他们揭竿而起时，没有历史的前车之鉴；没有来自国际的先见之明；连那个党本身还在幼年时期。

    历史的经验：没有幼稚就没有成熟。

    这倒应了斯大林第一次握着毛泽东的手时说的那句话：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

    失败——其诗意恰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对南昌起义有着深入研究的张侠先生，曾归纳过当时的3种选择：一是就地不动，以南昌为红色中心，形成宁、汉、南昌三足鼎立之势，这是一种可能；二是南下广东，夺取海口（当时叫“下海”），准备将来再次北伐， 这也是一种可能；三是离开南昌，但不到广东，而是在江西、湖南的广大地带，依靠山区，依靠农村，依靠农民，建立根据地（当时叫“上山”），这又是一种可能。这三种方向，上策是上山，到农村建立根据地；中策是原地不动；下策是下海。

    聂荣臻后来也说到：“广东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非回去不可呢？广东并没有特别好的条件。英勇的广东工人和农民曾参加了反帝反军阀、创造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各种斗争，起了伟大的作用，但是他们和其他地区的劳动人民一样，没有从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制度下面解放出来，广东封建势力的老根依然存在。特别是4月15日以后，广东的工农运动受到了严重的镇压，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已经变色。当时我们想回到广东打开海口争取外援，这是一个原则的错误。这个原则上的错误，也是造成当时整个行动错误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一个“老根”，一个“变色”，注定了错误。一个上签，一个中签，一个下签。一把抓住那个下签——谁也不想失败！失败总是隐身在重重帷幕之后。

    南昌起义的领袖们，在起义后的第一天晚上，便开始商量退出南昌之事。

    还是在贺龙的二十军指挥部里。经过一天一夜的辛劳，起义的军事将领们几乎都没合眼。加上天又热，胜利后的人们都有一种运动员冲过终点的怠倦。何况打回广东的大政方针是早在武汉就已定了的，起义前后也元任何人提出异议。剩下的就是南下路线了——反正是个“走”，怎么走并不十分打紧。所以热浪袭击下的讨论一开始便显出烦躁的情绪。

    刘伯承主持会议。他眼睛不好，让满屋的烟气一熏，疼得流泪。他不说什么，迅速在桌上铺开他赶绘的军事地图，向在座的人们介绍： “先取东江，再取广州的战略既已确定，那么行军路线便有两条可以选择。”刘伯承长长的教鞭一端落在南昌下方：“第一条，是取道吉安、赣州，进入东江；另一条是取道临川、会昌，进入东江。参谋团委员的意见，多赞成第二条路。”

    刘伯承按他习惯的一二三四详述理由：

    一、吉安、赣州等地在上游方面，容易联合与集中的敌军将达4万（在粤汉道上的李济深嫡系不在内），我军兵力仅达2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