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月1日到8月3日的这3天内，武汉的反动势力最为惊恐，枪声在南昌一响，他们就大批逮捕共产党员，破坏共产党机关，取缔自由罢工，警告人力车夫；并发出各种“进剿”、“缉拿”的电令，但在军事上却难有作为。

    首先是汪精卫没有兵权。拥兵自重的是唐生智。但唐生智只想抽调湘鄂边界的驻军，协同其他各军“围剿南昌之敌”，同时他仍在汉口的《民国日报》上发布了一个“讨蒋讨共通电”，看来是要两箭齐发，其实是引而不发。再说朱培德，更是老奸巨滑。他握有重兵，并声称“早就知道共产党在四军、十一军、二十军中想作乱，所以把三军、九军的两师放在吉安。”“但他此次因为不能由南昌方面去，所以改道到汉口转赴吉安督师”。

    可是，远在吉安的两个师，对400里外的南昌2万之众究竟能构成多大的威胁呢？实际上，朱培德也是摆摆样子，仍是按兵不动，他自己直到8月5日仍滞留在武汉，哪里有“急赴前线”的迹象？而吉安的两个师属王均，王均名义上是朱培德的部下，其实并不听指挥，俩人矛盾很深。王均久欲取而代 之，但实力又较朱弱，处处受朱之钳制，王遂借南京政府为靠山。正在寻找机会，一步一步移向蒋介石。朱培德暗中打着算盘，王均真想出兵，拼光了他也不在乎。而玉均岂肯上当？

    总之，在起义部队离开南昌前，没有发现敌军大的动作。要说“动”者倒有一人，就是反共老手夏斗寅。他任新编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他的部队是8月3日动员，由武穴、蕲春、黄梅等地出发，进逼九江。他打着“进剿共军”的旗号，暗中却把矛头对准张发奎，占领他的地盘。有了这种打算，他自然不会全力以赴去“剿共”。

    真正直接构成对南昌威胁的，仅有4支部队： 一是张发奎余部，尚有第四军的十二师、二十一师，第十一军的二十六师等3个师；二是汪精卫于3日另派的所谓“九江之金军”；三是吉安之王军；四是抚州之杨部。

    张发奎是不肯与起义军硬拼的，这在他与郭沫若的交谈中己有“约法四章”，事后证明确也如此。“九江之金军”，军长金汉鼎，与朱德关系甚密，虽然朱德动员他参加起义而没有响应，但仍不至于出卖朋友。王均按兵不动，抚州的杨如轩对朱德的先遣队“安全礼让” 看来四面之敌并未对南昌构成灭顶之灾。

    那么起义军为何要匆匆撤出南昌呢？

    除了党中央早先的决定，起义后立即开赴广东，以便得到外援；我们还没有找到更有说服力的材料，来说明撤离的必要性和紧迫感。倒是尾随起义军苦苦赶队的陈毅，对此做过一些中肯的分析。他说：起义是胜利了，下一步棋应该怎么走呢？经吉安、赣州直下广州是一条路，折回武汉转道湖南，发动两湖地区的革命群众也是一条路，这两条路都有可能，但都有困难。向武汉、向长沙虽有革命群众的基础，但弗唐的力量很大，如果蒋汪合作，形成夹击的形势，就不好搞。下赣州到广州，恰巧是朱培德的退路，堵在路上也不好通过。结果选了一条偏僻的、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路至潮汕。即经瑞金、会昌至汕头，当时主要是企图占领汕头海口，以取得国际的接济。

    这一决定是幼稚的，造成了第一个错误。因为着眼点不在如何发动广大群众，而在单纯的军事进攻。在新的政治形势下，革命已走上新的阶段，北伐的道路是不通了。这主要是由于没有经验，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没有独立的政治分析的结果。

    陈毅没有说的还有一点：南昌周遭之敌没有动作，而起义军进发之地的广东地界，反动军队倒真的动了。

    8月9日由香港发出的电讯称：李济深向总部领费5万元，成立讨共军第八路总指挥部，推荐黄绍竑为副指挥，连日由韶开赣军队甚多，将由钱大钧率领入赣，解决赣事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