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臣处，再由彭干臣与陈赓联系，将周恩来安全护送到武昌。因为武昌共产党掌握着一支革命武装，已经暴露身份的工人领袖和知名党员，大多潜赴武昌。武昌成了红色庇护所。

    当时李强也在武昌，他为这支数千人的武装筹措了一批不小数目的军费：大约有50箱银元，每箱约5000枚，两个大汉抬起来都很吃力。这些钱送到了武汉卫戍司令部。正巧彭干臣的三弟听说大哥当了大官，特从英山赶到武昌，一进司令部办公室，嗬，满屋子银元映得人睁不开眼。三弟从未见过这么多钱，试探着问：“大哥，给我几块带回家吧！”彭干臣一愣，像是不认识似地盯着三弟，本想发作，想想又缓下口气：“三弟，这是革命经费，一块也不能动的。”三弟反而火了： “要几块钱都不给，你算什么兄弟！”彭干臣不理，继续数着银元，往账册上登记。这笔钱为后来的南昌起义派了大用场。

    1927年6月，夏斗寅叛变，叶挺带兵征讨，彭干臣便代理武汉卫戍司令。同年7月，彭率一部分工农力量由英山潜入南昌。

    由于彭干臣熟悉公安及卫戍工作，周恩来便将南昌市这两项重要工作交给了彭。并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正式任命彭干臣为南昌公安局局长兼卫戍司令和党代表。

    比较早些的回忆文章也谈到这一点。除了上一节所引唐天际的文章外，还有当时在公安局行政课当课员的胥光和的回忆。他回忆说：

    “朱（德）离开公安局后，局长职务即由秘书杨达同志代理。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样子，朱培德就在南昌进行反共活动，朱德同志也就在临川打来电报辞职，接着杨达同志也离开了公安局，此后局长职务就由李尚庸和李师朔担任了。

    “6月剿匪结束后，朱局长仍回南昌一次，他住在河东公馆1号内。我还去看过一次，我见他很高兴，他穿了一套草绿色的军制服，不久他就又离开了南昌。

    “7月31日晚上，我在家（陈家花园2号）住，半夜后，突然听见街上枪声，当时我不晓得是起义。第二天‘八一’，我照例来公安局上班，见街上张贴了很多标语，还有布告。我回到局里，革命委员会派来了一个新局长，叫彭干臣，彭局长还兼任了南昌卫戍司令部的司令。卫戍司令部就设在公安局内。当天公安局还出了布告，布告是我们用毛笔分缮的，内容大体是说： 我们的人回来了，叫大家不要怕，要各商店照常开门做生意等。

    “‘八一’起义后，公安局特别忙，官警天天下操，4号下午，彭局长冒着雨召集保安一队二队和消防队的人在操场上整编，青壮的警士编成了几个连，还到子弹库领了枪弹，当晚七八点钟集合到省政府内，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随贺龙将军的警卫团出发南征去了。”

    当时在公安局消防队当队员的张秉泉，在公安局保安一队当队长的汪宪章也有回忆：

    “‘八一’起义时，我们正在公安局内，那晚只听见外面枪声，不知道闹什么事。到第二天清早，才晓得贺龙、叶挺两将军起义。起义当天，彭干臣接任公安局长兼南昌卫戍司令，并把原反动派的卫戍司令部的衔牌也挂在公安局门口。我们全局官警和消防队的同志，就在警局内集合整编。接着还在顺直会馆伪卫戍司令部内搬来了1000多支枪。4号下午气候不太好，下着毛毛雨，彭局长召集保安一、二队和消防队讲话，接着就编队，由青壮的警士混合编成几个连，至晚上七八点钟才编完，被编入的人还发给了枪和子弹。编好的队伍，当晚带进省政府内，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早，就向城外出发。出发前，在绳金塔的广场上整理过队伍，有二三百人。早上8点钟离开南昌，12点钟走到莲塘，下午过沙埠潭的河。我们公安局的全部人员是跟贺龙将军的警卫团走的。许多人跟着起义军一直到了广东。”